清潭吕氏关于逢公系与洞宾系之研讨

上传时间：2018-12-26 23:35:05

清潭吕氏关于逢公系与洞宾系之研讨

吕金仁、吕永良（东阳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

【目次】

第一章  不靠谱的“洞宾传系”之世系编列问题：“外纪”奇谈，“内纪”荒诞

第二章  想当然的“神仙一族”实乃怪事奇谈：洞宾为祖，据在何方？

第三章  脱离现实的“同父异祖”之怪状：皆是达公孙，岂非同家人？

第四章  清潭吕氏旧谱尚有诸多问题：清潭吕氏各支系旧谱之存疑探究

第一节  吕氏枝繁谱各修，矛盾错讹实在有

第二节  论世戴支：世戴吕氏友德裔，祖居清潭距三里

一、世戴吕氏源清潭，藤岩相向鹭溪环

二、细阅旧谱疑点多，读者须当细琢磨

三、绍义归属难定论，后贤尚须细考证

第三节 论楼构支：楼构吕氏友德后，黄藤岩麓钱江头

一、楼构本是山水地，东临藤岩西鹭溪

二、光绪虽有旧谱存，必须静心细考辨

三、兄弟阋墙家不安，和亲睦族国富强

第四节 论义乌绣川支：环山前谱称绣川，源自清潭祖友端

一、绣川吕氏友端孙，环山凌塔兼义门

二、旧谱记载事纷扰，是非真伪须详考

第五节 论嵊县贵门支：贵门邦祥义门支，永宁后金大价嗣

一、贵门邦祥属绣川，义门支系清潭源

二、永宁后金廉六九，友端裔孙大价后

第六节 论大化马上桥支：治田庐边马上桥，大化难对洞宾号

一、大化遭毁家迁徙，马上桥名有来历

二、大化虽有旧谱存，世系行第皆矛盾

三、历史并非随意塑，修谱岂可信手涂？

第七节 论永宁龙廻支：虎峰山下龙廻支，本属大化友能嗣

一、龙廻马上桥，两者根一条

二、龙廻谱载河东后，下市头支有据留

三、大化洞宾无依据，下市另修有道理

四、鰲公派下蓝硎支，正本清源机莫失

第八节 论笠昂山支：洞宾传系笠昂山，世系编列太荒唐

一、禹山之北笠昂山，居处里外皆是山

二、光绪编入大化谱，编列荒唐怪事多

三、当纠则纠莫蹉跎，敦宗睦族归正途

第五章 最后归宿：稽考各谱源一宗，清潭吕氏成一统

一、似乎流派各异，实应九九归一

二、清潭吕氏内纪世系图编列说明

三、有关清潭系资料备忘录

第一章  不靠谱的“洞宾传系”世系编列问题：外纪奇谈，内纪荒诞

【问题】

1.唐代吕延之是三国吕範之后吗？

2.《大化吕氏家谱》的“外纪系图编列”是出自谁之说？

3.三国东吴吕範“官封合淝刺史”之说成立吗？

4.《大化吕氏家谱》“洞宾系世序排行”与“东阳逢公系世序排行”，为何会如此一致却又那样不同？

5.吕让既是内纪第三代，为什么不将其兄弟一并编入《世系图》内？

6.为什么“孙”排行，而“始祖”无排行？父既有三子列于系图，为什么仅第三子排行，而长、次子不排行？

7.吕洞宾生贤、良、善之说从何而来？

8.不管是生父还是继父，没有父岂能有子？没有“祖”能有“孙”吗？

9.“作肃、作哲”姓什么？凭什么理由是“大化吕氏”？

10.“霞西、云田”等人，为什么被称作“大化世系第一世”？“大化吕氏”是凭什么理由来划分世系阶段的？

11.《大化吕氏家谱》对于“笠昂山支系”中的说法，合乎客观情理吗？

12.《大化吕氏家谱》编列的所谓《上荷莲系图》，是不是瞎扯？

13.“大化世系第一世”与“内纪世系的第一世”，是一样的吗？

14.既然说是“原宋名大化，元改马上桥”，那为何又划分“大化世系”与“马上桥世系”？“大化”与“马上桥”属同一处吗？“大化世系”与“马上桥世系”是按宋元时代划分的吗？

15.同是“洞宾系”，为何差千里？

浙江东阳有数家吕氏宗支，都声称自己是来自“吴宁清潭”的吕梦奇南北宅之后裔。称吕氏“东阳始迁祖”为“吕逢”。根据宗谱的记述：逢公以教授为业，咸平四年（1001）来婺州吴宁，卜居于县之东南六十里许“大化里图江”之滨（大化里，在今湖溪逆流而上约二华里处，现为东阳市湖溪镇所辖）。该族又由“图江”移居“清潭”，并发迹于清潭，成为“清潭吕氏”一族。现存几部主要的家谱有：世戴支，1762年乾隆壬午版《东阳吕氏宗谱》、1817年嘉庆丁丑版《清潭吕氏宗谱》；义乌绣川支1756年乾隆丙子和1782年乾隆壬寅版《绣川吕氏宗谱》；嵊县贵门支1887年光绪丁亥版《贵门吕氏宗谱》；东阳龙廻支1892年光绪壬辰版《吴宁吕氏宗谱》等。

“清潭吕氏”一族各家谱，皆以史前“少典氏”为“外纪始祖”，以“东阳始迁祖吕逢”为“内纪始祖”，故亦称其为“东阳逢公系”。

“东阳逢公系”各宗支所修的宗谱，“内纪”各宗支相互记述，其相互间的脉络关系基本清晰。各宗支在相互记述的同时，大家又都同时记述了除以上宗支外且同样出自清潭的，还有“大化宗支”、“里外山宗支”（也称“笠昂山”）等。

名称“洞宾后裔”的马上桥，1891年《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1917年《民国丁巳大化吕氏宗谱》，所载的“吕氏家族诸分支”，与早一百多年前编修的世戴1762年《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和义乌1756年乾隆丙子、1782年乾隆壬寅《绣川吕氏宗谱》，如出一辙。原来《大化吕氏家谱》所谓的“洞宾传系”，竟是“东阳逢公系”的清潭吕氏一族，迁至各处的“同一物种的不同标签”而已。

光绪辛卯（1891）和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称：大化吕氏的外纪始祖为“三国东吴名臣吕範”；内纪始祖为唐开元进士“吕延之”。称吕洞宾是三国吕範第12世孙；“东阳始迁祖”则是所谓“神仙吕洞宾”第12世孙“吕邦彦”（从山西解州迁吴宁清潭）和“吕邦圣”（从乌伤迁大化）“俩从兄弟”。

纵观《大化吕氏世系图》“逢公世系与大化世系外纪始祖至第一世”，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唐•吕延之”是“三国•吕範”之后吗？

据一般的《吕氏宗谱》记载，都说吕氏始祖是周朝辅佐周室得天下的姜子牙吕望（也即吕尚或姜尚），唐开元进士吕延之是齐太公吕望后裔。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1891年）《大化吕氏家谱》说：“唐进士浙东道节度使吕延之，是三国东吴名臣吕範的第九世孙”，而吕洞宾呢？又是“三国东吴名臣吕範的第十二世孙”。

二、三国东吴吕範“官封合淝刺史”之说成立吗？

按有关资料记载，汉三国时期，“合淝”仅为县地，从未设州，既为县，何来“刺史”之官名？再则，合淝自始至终未曾被“东吴孙权”占领过，而是“北魏曹操”所属。这东吴名臣在北魏“卧底”，岂不荒诞至极？

三、“吕洞宾生贤、良、善”之说从何而来？

据《历代中国人名大词典》P528载：“吕渭（735-800），唐朝河中人，字君载。登进士第。”吕渭，乃吕洞宾之祖父。在《历代中国人名大词典》P528又载：“吕温（772-811），唐朝河中人，字和叔。吕渭子。”吕温，乃是吕洞宾的伯父。

四、“霞西、云田”等人，为什么被称作“大化世系第一世”？

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内纪世系图》记载：“邦彦、凤一，周显德四年（957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据此，“邦彦”应是大化吕氏“东阳始迁祖”。

第二章  想当然的“神仙一族”实乃怪事奇谈：洞宾为祖，据在何方？

【问题】

1.“东阳大化”与“暨阳西山”吕氏，都自称是“吕洞宾后裔”。然则两家既为“同宗共祖”，为何其“祖”的名讳却不相同？

2.“让三子熀，登进士第，游庐山……飞昇而去”是采自哪家之说？

3.大化谱载，说吕洞宾“中进士第，任德化县令”之事可靠吗？

4.有连续十一代，且平均年龄十二岁半，就生儿子的吗？

5.有活到98岁和118岁，才中进士的吗？

6.“吕洞宾的小脚趾趾甲长不全，因为大化马上桥有人趾甲跟吕洞宾一样，所以马上桥就是吕洞宾后代”。这话也能信吗？

“暨阳西山”与“东阳大化”的“洞宾系”传说，皆疑为虚拟之说。

其理由是：暨阳“西山吕氏洞宾系”之说，疑是清顺治“瀛仙氏吕元标”及康熙以后吕祖望等人的牵强附会、有意造作。暨阳西山“洞宾传系”，是对光绪二十八年《剡东吕氏宗谱》中所谓“天福侍郎清潭派”的剽窃之作。

“洞宾系源流说”始于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疑因族内兄弟阋墙，而致“大化吕氏”另觅祖宗。

对照“东阳大化洞宾系”、“暨阳西山洞宾系”和“东阳逢公系”的《世系对照图》，三者之间似乎相互有着牵连关系。

所谓的“洞宾系”之说，笔者认为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既然“东阳大化”与“暨阳西山”都自称是“吕洞宾后裔”，两家既为“同祖”，那为何其“祖”的名讳却不相同？

两者不但“吕延之”前八代名讳皆不同，就连吕洞宾本身的名讳及其兄弟、子孙的名讳，也不相同。

大化谱称“吕洞宾兄弟为煜、烨、熀”，而暨阳谱却说是“焜、华、煜”。事实上，据一般资料的记载：吕让的三个儿子依次为“熀、烨、煜”，煜又名“嵓”号“洞宾”。但是大化谱偏说“熀为吕洞宾”。

我们不反对明朝吴承恩写《西游记》，也不反对清朝蒲松龄写《聊斋》，也无须反对晋朝干宝去写那些全是妖魔鬼怪的《搜神记》。但是，如果像暨阳西山、东阳大化这么做，这《吕氏宗谱》也不成等同于“神仙鬼怪、科幻幽灵”小说了吗？

二、大化谱载吕洞宾“中进士第，任德化县令”之事可靠吗？

民国1917年《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吕洞宾讳熀，又名嵓，字洞宾，以进士授江州德化县令，私行庐山……”。

民国1921年《暨阳西山吕氏宗谱卷六》载：“煜，更名嵓，字洞宾。会昌中，两举不第，遂淡仕途入庐山……”。

查有关资料：唐朝有“江州”而无“德化”之县，既无德化县，又何来德化之县令？很显然，这事纯属无稽之谈！

据《辞海》P2288载德化：②旧县名，五代南唐改浔阳县，治今江西省九江市；③县名，在福建省泉州市西北。”另据《辞源》P1089德化：县名，（1）属福建省，汉设，五代闽分置德化县；（2）在江西省，本汉柴桑、寻阳二县，隋初废柴桑改置寻阳县，为江州治。唐开皇十八年改县曰彭蠡，大业二年又改曰湓城，为九江郡治，唐武德四年改曰浔阳，为江州治。明为九江府治。”再查《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五代十国时期》P57-58、P72-73所示，唐时地图无德化县。

三、有连续十一代平均十二岁半，就生儿子的吗？

据一般的资料记载，吕洞宾生年唐贞元十四年（798），注意实际应是“唐元和十四年（819）”之误。年号问题是后人记差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吕洞宾父吕让，有兄弟四人，为“温、恭、俭、让”。吕让生于唐贞元八年（792），卒于大中九年（855），是吕渭幼子。吕洞宾乃吕让第三子，798年吕让仅仅7岁，又如何能生出第三个儿子吕洞宾呢？这“吕洞宾生于798年”如何成立？

另外，世传“吕洞宾64岁避黄巢之乱，移家入终南山鹤岭修道”。唐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先占洛阳，继攻长安。吕洞宾881年入终南山，正好64岁学道。据此推算，吕洞宾生年应是唐宪宗的元和十四年（819）。

而大化谱说“邦彦，周显德四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吕邦彦应生于公元937年前后，与吕洞宾生年差118年。倘如此计算，自吕洞宾至吕邦彦，连续十一代都要不足十一岁就生儿子。这不显得太荒唐了吗？

诧异的是：历次修谱中，皆称“南北宅（龟图、龟祥）后裔”的“东阳逢公系”清潭吕氏。清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可佐证，《东阳县志卷十三•人物志选举•进士》记载：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蒋重珍榜，吕友德吉州司法参军；淳祐元年辛丑（1241）徐俨夫榜，吕遇龙；淳祐四年甲辰（1244）刘梦炎榜，吕开先；宝祐元年癸丑（1253）姚勉榜，吕遇吉。以上诸吕，族居清潭。武举进士：绍熙四年癸丑（1193）吕渭孙；嘉定十年丁丑（1217）吕定夫，庐州舒城令；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吕昌年，定夫子，安吉州钤辖官；淳祐四年甲辰（1244）吕壬仲，友德子，镇江府都统司。”

四、暨阳西山与东阳大化“洞宾系”传说，皆为虚拟之说。

1．暨阳“西山吕氏洞宾系”之说，疑是清顺治瀛仙氏吕元标及康熙以后的吕祖望，牵强附会、有意造作。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不肖孙惟上”《修谱序》称：“吕后猶子名台者，有少亡遗孤通。以子贵封东平侯，得与吕霸一支，同居东平焉。奈五季残唐，中原板荡。凡可以避徙者靡不至，遗处故乡者百无一二。东平子孙微弱，何乃尔哉！乃延二十世祖（注：指‘逸其名讳’者）五回县令，亦居沧州之乐陵。赖十九世祖（即指‘絿’）由进士齐州判官，始返历城。”暨阳西山第三次修谱于清顺治甲午（1654），“瀛仙氏吕元标”《继修宗谱序》称：“自汉高后封禄产又称天下无二吕，至唐而有温恭俭让之派，吾族本让之系也。让之七世孙曰嶎，官于齐，即家于齐州之历城。”第四次修谱则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称：“渭之子分为温、恭、俭、让四支。若蒙正、夷简、公著，温之支也；若吕端、吕诲，恭之支也；若大防、大临，又俭之支也；若学道庐山之洞宾、扈跸南渡之颐浩公，让之支也。”

2．暨阳西山的“洞宾传系”之说，疑是对光绪二十八年《剡东吕氏宗谱》“天福侍郎清潭派”的剽窃之作。

众所周知，关于忠穆公吕颐浩，《宋史》曾有记载他的行实，却很少记述其身世，没说他是吕洞宾之后，也不知其父、祖辈和子侄的世系名讳，只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中进士第。父丧家贫，躬耕以赡老幼。”

第三章  脱离现实的类似“同父异祖”之怪状：皆是达公孙，岂非同家人？

今言“迁自东阳清潭”且自行修谱的六个吕氏家族，其中包括世戴、楼构、大化马上桥、龙廻下市头、义乌环山、嵊县贵门。

一、六个宗支、三个派系，同出清潭，远祖各异。

（1）“逢公系”——吕蒙正派，以“逢”为“东阳始迁祖”的东阳世戴支、东阳龙廻支、义乌绣川支、嵊州贵门支四个自主修谱的吕氏家族，皆称之为“逢公系”。四家皆记载自己宗支“源自清潭”，也称是属于“文穆公吕蒙正后裔”或“吕祖谦后裔”。

（2）“公逢系”——吕夷简派，楼构支，在清光绪己卯（1879）版《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中，说自己“源自清潭”，却属于“文靖公吕夷简后裔”。

（3）“洞宾系”——吕洞宾派，大化马上桥支，在光绪辛卯（1891）版和民国丁巳（1917）版《大化吕氏家谱》中，说自己是“神仙吕洞宾后裔”。

二、远祖虽异近祖同，世系行传一气通。

三个不同派系，所载名讳基本相同，且都记载着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各个旁系。而这些相互记载的“旁系”，又都是“清潭吕氏”的各宗支。这难道还能说“三个派系，远祖各异”吗？

以上各家宗谱，对于诸多关键要素的相同记载，难道说都是“偶然的巧合”或“一时的笔误所致”吗？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所谓“不同远祖”的“逢公系”、“公逢系”、“洞宾系”其实并非“远祖不同的三个派系”，而恰恰应是“同一远祖的一家人”吗？

三、任有诸般变，难撇一家情。

“逢”与“公逢”，祖虽异，然子孙相同，“族”是一体。据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壬寅年（1782）重修《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可知：世戴、楼构，同居黄藤岩麓、鹭溪水边。暂不问“南宋进士吕友德”到底是属于“南宅吕蒙正后裔”还是“北宅吕夷简后裔”。地域称谓虽改变，“一家情结”终难掩。“里外山”与“笠昂山”，两山却是同一山。

第四章 源自清潭各吕支系旧谱存疑之探究

一、吕氏枝繁谱各修，矛盾错讹实在有

1．不问我的你的，尽用“拿来主义”。

倘觉人家《谱序》、《铭文》、《传记》等“于己有关”或“有价值、有意义”的，将其文转载或部分摘录、引用，以警世人或训后代，这也未尝不可。但不问青红皂白、你的我的皆是我的；不管有用无用、真假虚实皆为我用。如此“拿来主义”，谱中所见也实在不少。

（1）人之《谱序》，据为己有。世戴、楼构合修的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有一篇署名为明朝嘉靖庚寅（1530）“清泉裘芝”《吕氏源流图谱序》，该文作者“裘芝”先生原本特为姻亲“嵊县（大椇系）贵门吕氏”而作，这已交代得十分明白。而作者“裘芝”与东阳“世戴、楼构”吕氏家族毫无关系。由于原作者“明贡士裘芝”参阅了宋“罗泌”《路史》，故对有关“姓氏源流记述”相对较为详尽客观，倘东阳吕氏“借而鑑之”也未尝不可。然“东阳吕氏”却 “拣之据为己有”，并在其中掺入一段“东阳逢公系内纪源流”，此段文字与作者文中交代的写作动机很不协调，也使文章变得繁复累赘、偏离重心，更失去其严肃性和客观性。诸多《吕氏宗谱》的所谓“朱熹撰”《吕氏源流图谱序》、《吕氏世系谱序》、《吕氏源流序》等等，每篇都有各自特色的“自己成分”，似乎都是南宋进士朱熹亲自一一为各吕氏宗支撰写的。其实，皆属有意者“假南宋朱熹之名”而“翻改明朝裘芝之文”，且一一翻炒篡改，据为己有。最早较系统论述“姓氏源流”的，则应算是南宋“罗泌”的《路史》，现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和“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洪梗刻本”。其“吕氏源流序”的前部分内容，显然取材于《路史》之卷十二、卷十三。罗泌生于1131年，比朱熹还要晚一年出生（朱熹生于1130年）。所谓“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撰《吕氏源流序》”之时，罗泌之子“罗苹”给《路史》的“注文”，实还没有写完。

（2）人之《墓志》，据为己有。义乌环山主修的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中，载有“皇明万历戊午（1618）夏季月朔旦，侄孙天礼顿首拜撰”的《荣十九府君墓志》作者吕天礼，字彦德，是“清潭吕氏”吕友德第十五世孙，东阳“世戴（今西堆）人”。所谓《荣十九府君墓志》主人公吕明泽，系吕友端（又名定夫）胞兄吕友德第十三世孙，排行永廿二，乃“楼构始祖吕轩”长子。而义乌“绣川吕氏”却是“吕友端”（即定夫）后裔，其墓志内容其实与“绣川吕氏”无关，不知何故被选入内。更让人诧异的是，据“事主”楼构光绪己卯（1879）《北宅吕氏宗谱》载，该墓志原名为《永廿二府君墓志》，撰写时间为“万历四十年岁次壬子（1612）仲冬月”，署名“侄孙天礼拜撰”，全文首尾不到240字。而转载者《绣川吕氏宗谱》的题名，却是《荣十九府君墓志》，其撰写时间竟是“皇明万历戊午（1618）夏季月朔旦”，全文首尾已近380字，比原文增140余字。不难看出：第一，原主人公楼构吕明泽《永廿二府君墓志》，成了义乌环山《荣十九府君墓志》，不知这主人公的“永廿二”是如何变得“荣十九”的？第二，该墓志铭作者原撰写时间“万历四十年岁次壬子（1612）仲冬月”，竟成了“皇明万历戊午（1618）夏季月朔旦”，不但差6年，而且原“仲冬月”竟变成“夏季月”。按风俗，修坟时间一般在“冬至节”前后，而冬至通常处“仲冬月（即农历十一月）”，况不是人刚死添新坟，岂有择“夏季月（即农历六月）”酷暑炎热天气修建坟墓的？显然其中有诈。第三，原文不到240字，而转载竟近380字，一篇墓志铭，不外乎墓主的“生平、生卒、葬所”之类，更了解墓主的应是楼构人，“绣川吕氏”岂可随意增加墓志的内容和篇幅？试想此类“任意掺假、翻手倒腾”的伪作，即使增加篇幅再多，又有何意义呢？！

2、不问好歹，随便篡改。

对前人或他人撰写或口授的诸如《敕书》、《谱序》、《传记》、《墓志铭》等“既已文书”如此，以原作者的名义随心所欲进行抽筋剥皮、偷换篡改，就等于是“勘误”或“正本清源”的话，那又何谈“原作”、“稽考”、“是非真伪”呢？

反正无人稽考，索性胡编乱造。倘真若此，那中国历史也就无法考证，中国文明也就走到了尽头！因过去社会的“文化人”不多，思想又较守旧，族虽有谱，也限册付梓，择人保管，且往往将其束之高阁，难得有人翻阅稽考。虽偶有为炫耀家族而作伪造假、故弄玄虚者，也并无人深究。因此，也就成了旧家谱中所记载的许多背离客观的“既成事实”。例如：做“伪官”造“空名”，“时空”乱排，“怪事”频出者。再比如：异地不知情，凡事信口编者。

二、修谱错讹实难免，知错则纠是关键。

1．旧谱“错讹”有原因，明是“假”处莫当“真”。

现存为数不多的民国以前旧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家族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否认，其中矛盾、错讹的例子，也着实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由于过去人思想保守和时代局限，有的因世远年湮、尧水秦焚，而昭穆错乱、世系失传；或因通讯不畅、信息闭塞、资料匮乏，是非真伪难以查核；或因搜集、撰写、制版、校对、转录等某环节出现差错，而难免有“鲁鱼帝虎之误、挂一漏万之讥”；也有的或迫于生计、或期望给自己家族提高社会影响力，而有意“作伪造假、虚张声势”。如此等等，皆是造成以往家谱存有诸多问题的原因。

2.先人修谱有例在，实事求是错就改。

家谱的作用，就是记载家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得讲究实际，追求客观。故明知显然已经脱离历史现实、违背客观规律的家谱记载，后人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查则查，当纠则纠，切莫假事当真。当然，旧谱诸多记载中，也不乏“态度严肃、处事认真”，“尊重客观、讲究质量”，“有疑则质、知错则纠”，“自知不足、寄语后贤”等等，难能可贵的点点滴滴。这倒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或传承的精华。

第一节 世戴支：世戴吕氏友德裔，祖居清潭距三里

【引言】东阳黄藤岩麓、鹭溪两旁的世戴、楼构村，其吕姓家族皆是“清潭南宋进士吕友德”后裔。八世“吕馀”，明洪武年间，自“清潭上墈园”迁世戴。十二世“吕轩”，嘉靖年间，迁楼构。两村一衣带水，各居鹭溪西、东，皆距祖居“清潭”约三华里。

清道光《东阳县志》载：南宋时清潭曾有吕友德、吕定夫（即吕友端）、吕遇龙、吕遇吉、吕开先、吕壬仲、吕昌年等十数人出仕，且在县志明确载有“以上诸吕族居清潭”字样。大凡来自“清潭”的吕氏家族，便称之为“清潭吕氏”。故世戴、楼构吕姓，皆属“清潭吕氏”。

（一）、“世戴”属地“上荷莲”，“藤岩”山麓“楼构”邻。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中，所谓《上荷莲系图》，意指“世戴吕氏”编列的7页共13面所谓“世系名讳”，皆虚构捏造。“上荷莲”既非“吕姓”聚居地，更非“大化马上桥分支”，实属强拉硬扯，毫无依据。

实际上，“世戴”村北隔“鹭溪”有一土石坡，名“上荷莲”。世戴吕氏自明朝就在其上建村庙本保殿。东面土石坡也称“赵侯山蟠龙”，俗称“龙背”（亦称“蟠龙”），是“世戴吕氏”亡灵安厝之地，以前的灵柩皆安放于此。“上荷莲”东接“楼构”，与“世戴”虽有鹭溪相隔，却有木桥、石陂相接。世戴为“清潭吕氏”聚居地，而“上荷莲”则是沟壑纵横、高低不平的黄土石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除了西头的村庙本保殿及靠溪边一家陈姓，基本上是坟山荒丘。“世戴村庙”原建在“上荷莲”坡顶，许是嘉庆以后与楼构分祠别庙，庙址迁至对岸的“香炉坑”向阳处，前面临溪陡壁之上建“三星阁”，内塑“紫薇、文曲、武曲”三星。楼高二层，斗栱翘角，故亦称“八角殿”。旁有潭中高耸突兀“鹭鸶岩”。“世戴吕氏”与后来迁入“世戴”的“李姓”共祀此廟，称之“西雍廟”，有“西戴吕、李相处雍和”之意。

世戴、楼构两村虽居里相隔，但同宗共祖，又近在咫尺，故嘉庆以前一直“祭祀一祠”、“家谱一编”。世戴、楼构的大宗祠，址在原“关帝庙”后，内塑关羽、关平及周仓各一尊，此庙早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毁坏殆尽。关于世戴、楼构合编的家谱，现尚存有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卷三，保存于马宅镇黄塘头村吕春其家。

据嘉庆丁丑（1817）《清潭吕氏宗谱》记载：因“（楼构）寿十五派下有视宗人如秦越，亲亲之意无闻”，且“敢以祀产与祭器、敕卷分去据为己有”，于是自清嘉庆丁丑以后分谱别祠，有的甚至连其祖宗也贸然更改，故两者宗谱所载迥然不同。

（二）、古称世戴今西堆，古迹无存面目改。

古“世戴”，即现今“西堆”。据考，世戴其名颇有来历。清嘉庆丁丑年（1817）重修《清潭吕氏宗谱》卷二•义九十六纯襟公寿翁传》载：“鹭溪倚山城，岩石崒嵂，有丈人峯状生其间者。如兴（十八世兴字行）、隆（十九世隆字行）、盛（第二十世盛字行）、福（即第二十一世福字行）、寿（第二十二世寿字行）诸公俱臻上寿，且巢仁杖贤、继体多肖。过鹭溪者，均谓世（世代）戴（感受）其德（惠），里名由此始也”。

由此可知，世戴原名鹭溪。世戴之名，实是从世人对迁居于此的清潭吕氏“臻上寿”而感叹的“世戴其德”一语而来，其意即“世代受丈人峯状崒嵂岩石的气质状态所影响”。因“世戴”在东阳闻名的黄藤岩胜迹之西，或说鹭溪之西，又因本地方言“世”与“西”同音，故“世戴”又称“西戴”。

该村数百年来，在鹭溪水流落差较大处，多建“水碓”，利用流水冲力来推磨、舂米。此类“水碓”曾分别建在村南“寿济桥”南端、村东“小溪滩”、村北“牛角”（亦称“墩步头”或“上荷莲陂”《道光东阳县志》称“上河殿陂”），以及“鹭鸶陂”东端（亦称“岩湾”）。先在其上游开渠引水，使之形成较大水位落差，利用流水冲力使木轮转动，以推磨舂米。世戴有水碓达四处之多。特别是下街头“墩步头水碓”，受水冲力而转动的大木轮，带动楼上直径约三尺余的大磨盘转动磨粉，又联带楼下的石臼舂米，可谓一举两得。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南江建造水库，上游拦坝蓄水，这些曾为当地民众服务了几百年的水碓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西戴多水碓，又本地方言“戴”与“碓”同音，故“西戴”又称“西碓”。清道光《东阳县志》称“世戴”为“西碓”，而“碓”与“堆”又形近音同，于是“碓”又演变成“堆”，也就成了现今的“西堆”。甚至为方便，还有写成“西对”。

由此可见，“鹭溪、西戴、西碓、西堆、西对”，皆是古“世戴”之别名，而今“西堆”两字，已成该村的“固用名”，以致现今的多数“西堆”人，也不知家谱所载的“世戴”在于何处？就连一直珍藏着自清乾隆壬午（1762）至民国乙卯（1915）共24卷自己祖宗“世戴吕氏”重修的《东阳吕氏宗谱》、《清潭吕氏宗谱》、《世戴吕氏宗谱》的“世戴贞房国林公后裔三十二都黄塘头”子孙们，直至2007年重修宗谱之前，还不知其“世戴”在于何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乡间少有公路，交通不便，走南闯北全靠徒步来往。世戴村南有寿济桥连接范宅，桥之上一里，名“观音堂”，有“万济桥”；村北过横山沿至“湖城头”有广济桥，皆底下先砌陂，而后巨石做桥墩，洪水不易冲垮。于是世戴也就成了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参见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卷三•建置•桥渡）

古世戴村，风景优胜，前有藤岩高耸，旁有鹭溪廻环；巨樟硕楡，临溪伞盖；水绿山青，鱼翔浅底，常引来白鹭成群。由此，世戴更早之名亦称“鹭溪”。村北“横山沿”深潭中，高耸一巨石，上粗下细，颇似“鹭鸶鸟”伫立水中，且白鹭常栖其上，俗谓“鹭鸶岩”，时有文人曾对“鹭鸶岩”作《鹭岩砥柱》、《鹭石当关》等诗篇；距“鹭鸶岩”南数丈的深水潭中，有一光顶巨石突兀水面，大水一涨则冲刷其顶，俗称“和尚岩”，时有文人作《僧岩浴水》诗。可惜，时过境迁，鹭鸶岩、和尚岩，皆在解放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溪造田”运动中炸掉。村南“西坞潭”水中，又有一大盘石，形若巨龟，俗称“乌龟岩”，时有文人作《龟石临江》诗，此“乌龟岩”已被修公路时的滚石所埋。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所载“清潭八景”之鹭岩砥柱、僧岩浴水、鹭石当关等景与诗，其源皆出于此。

黄藤岩，向为“东阳名胜”。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卷三•建置”载：“黄藤岩在县南七十里清潭之上，高三百丈，周三里。峻拔天表，止一鸟道攀援而登。其顶宽平可居，昔人避乱多趋此。”

据世戴所存《清潭吕氏宗谱》嘉庆癸亥（1803）世戴吕英仕撰《黄藤岩实蹟记》：“黄藤岩者，世戴之向山也。明万历廿一年（1593）八月初四日，仝上荷莲凿石殿于顶，以安香火。至万历廿九年（1601）讼于外都。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日，邑侯姚公给下批照，准填二亩，毋许他方都外砍伐以失神护，仍命地方立廟装像，培植林木，荫庇神所。故吕姓仝都内张、李、吴、郭等处各塑一尊为‘五聖太祖’。有祈必验，无祷不灵。越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廿一日，会集原处，重新佛像。来游者咸谓‘地灵神显’。但其廟背阳向阴，义无所属。予特考其蹟、究其原：昔之颠倒其向者，不过道路险塞，实难开拓，为苟安计耳，爰谋诸里人重新迁造易阴向阳。时于嘉庆二年（1797）凿山通道，嘉庆三年（1798）伐木立廟，嘉庆五年（1800）装塑神像，拆旧廟为后殿，塑真武元帝以镇北极，号曰藤岩古廟。新造前殿三间，合塑五聖太祖，名为五云殿。四年之间工资非浅。”今幸有世戴吕氏存谱记载，否则其历史将是无从稽考矣！

因东阳黄藤岩与永康方岩有诸多相似之处，故民间还有“黄藤岩赛方岩”的传说。每年农历九月半便是“黄藤岩廟会”。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藤岩古廟”彻底被毁，现庙为八十年代后重建。

黄藤岩麓，向固草昧之区，松涛哦啸，鹿豕奔走。清乾隆年间，世戴“九思堂”太学生吕英仕，曾在巉岩坠石旁建“听松楼”一座，邑名士俱有题咏，并汇成《听松楼诗集》，今存诗、词、赋计37篇。此事见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卷三•建置、《清潭吕氏宗谱》吕英仕《黄藤岩实蹟记》、乾隆壬子楼上层撰《听松楼记》、嘉庆丙子卢炳涛撰《国学退圃吕公行略》。

（三）、古村世戴姓氏多，吕先李次卢后居。

世戴即“西堆”村居主要有“吕、李、卢”三姓，其余为散户杂姓。其中吕姓居世戴最早。“世戴吕氏”因由“清潭”所迁，故旧称“清潭吕氏”。吕氏始祖讳“馀”，字“承林”，排行“兴五”，生于明洪武戊申（1368），卒于明正统丙寅（1446），是南宋进士吕友德第八世孙。明洪武年间“始祖吕馀”自“清潭上墈园”迁居“世戴”。此事据嘉庆丁丑《清潭吕氏宗谱》卷七载：“吾祖兴五公（吕馀）前明洪武（1368-1398）年间从清潭上墈园来，迄今（即自明洪武至清嘉庆丁丑1817年时）四百余年矣！自迁世戴，家谱业修六次。”

第二位迁入世戴的是李姓，始祖即“桂坡李氏李有副”，生于明正德辛巳（1521），原居邑南四十一都之田心，父李士汀，母清潭吕氏。明嘉靖中期“桂坡李氏”田心李有副其母为清潭吕氏，因而与世戴的“清潭吕氏”有连（即姻亲关系），故也迁来世戴居住。此后，世戴也就有了李姓。

较晚迁入世戴的便是卢姓，其始祖先居“上荷莲”，后移居世戴。

清潭吕氏虽先居世戴，村中也向来以吕姓居多，但清潭吕氏“不排外、好兼容”，故居姓虽杂，然吕姓素来都能与其他诸姓和谐相处。

二、细阅旧谱疑点多，读者须是细琢磨。

（一）、世代间隔不够长，子孙出世有困难。

1．所谓“文穆公曾孙”，“咸平如婺”有点悬。

文穆公吕蒙正，系北宋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944年或946年（据《中国人名大词典》载）。若生年按公元944年计，则咸平四年吕蒙正为57周岁。即58虚岁时，其曾孙“逢”居然已经“广文博识，以儒士屡举进士不第”，又“自河南来婺之吴宁，卜筑大化”。其时“曾孙吕逢”少说也得有20岁以上，否则何能到此？照此，曾孙“逢”出生时，曾祖吕蒙正才37周岁，竟已有三代子孙，即“子、孙、曾孙”。换言之，吕蒙正37岁时已经四代同堂了！不妨照此计算一下连续三代平均每一代的生育年龄37÷3≈12（岁），也即连续三代12岁时就生儿子，这事也未免太离谱了。

2．一至六世无“生卒”，“社公”之“身”恐难出。

查嘉庆丁丑《清潭吕氏宗谱》、咸丰己未《世戴吕氏宗谱》等“世行传”一项，自“内纪一世始祖逢”至“内纪第六世”皆无生卒、葬所记载，直至第七世“吕社”才有“于嘉佑丁酉（1057）八月十六日卯时生”之记载。而“社”也正是“东阳逢公系”的关键人物之一，因按“逢公系”各谱所载，若无“社”就无其子“达”；无“达”也就无今天的“逢公系”家族。如今的“清潭吕氏”皆属“吕达”后裔。不妨计算一下“第一世”至“第七世”这连续六代平均生子的年龄：假设东阳一世始祖“逢”出生在981年（即1001-20=981，因不可能比这更早，倘出生再早，吕蒙正就更出不了这个曾孙），而七世“社”生于1057年（即“嘉佑丁酉”），每代的生育年龄为（1057-981）÷6≈12.6，那么试想，连续六代，平均每代都不到13岁，就得生儿子。这符合客观实际吗？

（二）、宗谱县志两相较，讳名生卒难对号。

南宋时期，“清潭吕氏”在东阳县内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据清道光八年《东阳县志•人物•选举》载：时有“清潭吕氏友德父子（子壬仲）、定夫父子（定夫即吕友端，子吕昌年）、开先、渭孙、友炎、遇龙、遇吉等十数位，榜上有名，且在“吕遇吉”后，明确注明“以上诸吕族居清潭”。但县志与《吕氏宗谱》的记载，诸多不能“对上号”。

1．“开先”与“渭孙”，恐非“同一人”。

据咸丰己未（1859）《世戴吕氏宗谱》“世传”载：“泽五，讳开先，字渭孙，生于绍兴戊午（1138）二月十六日寅时。乾道四年（1168）登进士，为殿前司统领官，进谏议大夫，转进金紫光禄大夫，生一子友炎”。而据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卷十三•人物•选举载：“宋淳祐四年甲辰（1244）刘梦炎榜：吕开先”；“武举进士，宋绍熙四年癸丑（1193）：吕渭孙”。又据《东阳县志》卷十七•人物•武功载：“吕渭孙，字希祖。绍熙四年（1193）武举进士，开禧（1205-1207年）初从军，为殿前司统领。”显然，按东阳县志的记载，吕开先与吕渭孙应是两个人，一为“淳祐四年的文进士”，一为“绍熙四年的武进士”，两者相距51年。

县志旨在“写史纪实”；而家谱追记列祖列宗久远之事则旨在“慎终追远”，其中不乏有“炫耀家族历史、抬高自身价值”之动机，甚至有的会不惜为此“造假作伪”。因此之故，关于过去“名臣世宦”的记载，方志肯定要比家谱可信度高。

《东阳县志》关于“吕渭孙绍熙四年（1193）武举进士，开熙初从军为殿前司统领”的记载，要比《世戴吕氏宗谱》之“乾道四年登进士”可靠，故“乾道四年”疑为“绍熙四年”之误。再则，《东阳县志》的“吕开先”淳祐四年进士与“吕渭孙”绍熙四年“武举进士”两者并不同一码事。而《世戴吕氏宗谱》则将两者合二为一，即“吕开先，字渭孙”。故宗谱关于“吕开先字渭孙”之记载与县志不符。

2．“遇龙、遇吉”县志载，宗谱“生卒”不相配。

（1）“遇龙”生年有嫌疑，“庆元”换将“宝祐”记。道光八年《东阳县志-人物志•选举》载：“淳祐元年辛丑（1241）徐俨夫榜：吕遇龙”。然咸丰己未（1859）《世戴吕氏宗谱》卷四•世传载：“百二十，讳友阜，改遇龙，字允甫。宋淳祐辛丑（1241）科徐俨夫榜进士，仕庆元府通判。生于宝祐丙辰（1256）正月初五日午时，卒于至元己卯八月初八日子时。”经考，其生年“宝祐丙辰（1256）”疑是庆元丙辰（1196）”之误。如此1196年出生，1256年“科进士”也已60岁，于“前至元己卯”1279年卒，享年83岁，稍合情理。不过，元朝的“至元”有前、后之分：“前至元己卯”为1279年,而“后至元己卯”为1339年。倘后至元己卯卒，则享年143岁，这绝对不可能。

（2）宝祐进士吕遇吉，谱载“生年”让人疑。据该道光《东阳县志•人物•选举》：“宝祐元年（1253）癸丑榜：吕遇吉。”而吕氏宗谱世传，未直接指名，但在数篇谱序中却曾提及“吕遇吉科进士”之事。

（三）、碑铭、谱序皆有疑，许是冒名搞投机。

1．绍义墓志太荒唐，大明崇祯“陆游撰”。

查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三，有落款“陆游撰并书”《清潭蟠谷吕绍义公墓志樟树碑铭记》一篇，内曰：“清潭吕君讳绍义，清潭其所居也。曾大父杜（疑社之误），大父达，考琮，三世皆乡长者。生三子：友德，太学生；定夫，武学生；友宁，亦为进士。初，陈夫人之葬于孝顺乡蟠谷之原，至是而以二月闰月辛酉奉君柩合葬焉，且以嘉兴县主簿刘君裕之状来请铭。予凡以铭墓来请者多谢之，独友德吾游之贤者也，且昔尝铭陈夫人矣，故不得辞。

2．友德“进士”虽可信，友德《谱序》有疑点。

《宋史》载：“蒙正咸平四年（1001）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六年（1003），授太子太师，封莱国公”。吕蒙正卒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时年六十八岁。咸平四年（1001）吕蒙正不过58虚岁，按说此时“四代同堂”已然难得，而且“曾孙逢”居然已能从“寿州”跑到东阳“以教授为业”？再则，咸平四年又正值“曾祖吕蒙正再次复相”，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鼎盛时期，如此优厚条件下，“逢”却侍其“曾祖”旁聆听教诲，还得千里迢迢出外自谋生路，这也未免不太现实了。三则吕蒙正为北宋“河南府洛阳”人，而“逢”却是从“寿州”迁来“东阳”，“寿州”则是“文靖公吕夷简”一家所居之处。这不有点蹊跷吗？试想，吕友德嘉定十四年（1221）撰写《重修吕氏宗谱序》，再过两年（嘉定十六年）“进士及第”，撰写时虽未中进士，也尚未有《宋史》可参考，然应是广文博识的儒生，能知一般的历史、地理和自然规律常识，更何况所发生的事情离自己并不太遥远，难道他就这样稀里糊涂“撰写”吗？

三、“绍义”归属难定论，后贤尚须细考证。

阅“世戴吕氏”所存旧谱，属于“清潭吕氏绍义长子友德后裔”无疑。而至于“绍义”之“归属问题”，则就说法不一。

（一）、自己谱序相比，源流说法不一。

1．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吕友德撰《重修吕氏宗谱序》载的是“吕蒙正派”：“祖讳逄（即东阳始祖‘逢’），乃文穆公之曾孙也。”

2．又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厉纲撰《世戴吕氏宗谱序》载的是“吕祖谦派”：“至东莱公兼以理学真传创道东南，开宝婺功名学术之原。而其嫡裔随留族于吴宁，原委甚明，支派甚悉，固无庸复赘者也。”

（二）、宗祠楹联林立，其述源流各别。

细察民国乙卯（1915）《世戴吕氏宗谱》卷二《大宗祠楹联》，其“源流”之意也各说不一。以下略举一二：

1．说属于“东莱成公吕祖谦后裔”的，楹联如下：“自尚父封齐而来不乏名臣光竹帛，迨成公迁婺以后尤夸道学起人文”。

2．说属于“正惠公吕端后裔”的，“贞房常助立”楹联如下：“状元曾瞌睡宗声万古可夸，大事不糊涂祖德千秋可诵”。

（三）、“行传”作者称呼，从中“派系”可悟。

新昌友睦“由诚”长子“吕亿”二十世孙吕初栋，康熙年间受“世戴吕氏”之请，修辑宗谱数载，于康熙庚申（1680）告成。并为之写《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一篇，又写《传记》六篇。据嘉庆丁丑（1817）《清潭吕氏宗谱》卷二《传记》中有一篇《宗五十二公传》，开首与结尾作者署名如下：“公讳廷认，字汝仁，行宗五十二者，天祚公之长子也。南明宗弟初栋拜撰”。何谓“宗弟”？即“同宗且同辈，其年龄较次者”。查该文作者对象“行宗五十二”的“吕廷认”，正是“清潭吕氏”琮的第二十世。据新昌宗亲吕忻珉说，“初栋”是新昌南明人，字“元址”，为新昌友睦之祖“吕亿”的第二十世孙。这等于“吕琮”与“吕亿”同辈；“吕琮”之子“吕绍义”与“吕亿”之子“吕绍义”同辈。

又《祖十九翁行传》载：“余世戴有祖十九翁者，讳国楷，字惟真，乃予之宗姪也。越宗叔原址初栋盥首赠”。吕国楷正是“清潭吕氏”琮的第二十一世，与“新昌南明初栋”的“亿”二十世刚好差一辈。按此，“逢公系琮”与“吕端系倬”当属同辈。但“琮与倬同辈”是怎么来的？这“宗弟、宗姪、宗叔”之称呼，是否说明作者“初栋”之意认为“清潭吕氏吕绍义”应该是“吕亿”五弟“吕倬”之子？若非同一派系，焉能“论辈排行”？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倘“绍义”真是“倬之子”，那“绍定、绍德”又当何去何从？

第二节 楼构支：楼构吕氏友德后，黄藤岩麓钱江头

一、楼构本是山水地，东临藤岩西鹭溪。

（一）、黄藤岩麓鹿豕走，构木结舍居于楼。

楼构之名何来？据“楼构始迁祖吕轩”孙婿贾应麟明万历戊午（1618）写《吕氏楼构乐境记》载：“夫楼构，在钱江源、黄藤岩麓，向固草昧之区、鹿豕之场也。兹焉良朋远集、谭吐诗书，彬彬礼乐之所、文物交游之地矣！其可乐孰加焉。推原所自，则讳轩行寿十五公者，由清潭上墈园积仓裹粮，始迁於楼（指此游乐场所），抅（通构）木结舍以居焉”。

由此可知，“楼”指“游乐场所”，即所谓“彬彬礼乐之所、文物交游之地”；“构”即“抅木结舍以居”。其意即“在此游乐场所抅木结舍以居”。对于其村名，后人为便于省事，现今已将“楼构”写成了“楼勾”或“娄勾”，然其本意已失矣！

（二）、楼构吕氏始祖轩，嘉靖年间往此迁。

楼构吕氏始祖吕轩，自世戴吕氏始祖“吕馀”从清潭迁世戴一百余年后，再迁至黄藤岩山麓。楼构吕氏始迁祖“轩”为“南宋进士吕友德”第十二世孙，生于明弘治甲子（1504）。世戴吕氏始迁祖“馀”去世58年后“轩”才出生，继世戴始祖吕馀之后，吕轩于明朝嘉靖年间（元1522-1566）从“清潭上墈园”迁居楼构。

楼构东临黄腾岩，北靠研盘山，右濒鹭溪水，左前云雾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还有数户吕姓（如吕炳光、吕岩福等户）居此庵附近。“清潭吕氏”各谱（如世戴、楼构、绣川、龙廻）所载的吕梦魁《云雾庵昌年公墓铭》“附葬于孝顺乡状元里云雾庵之原”疑即此地，此处古属孝顺乡。绣川、龙廻称“云路庵”，疑为“云雾庵”之误。

二、光绪虽有旧谱存，须是静心细考证。

（一）、楼构旧谱有四卷，俱是“分谱”以后纂。

世戴（即今西堆）与楼构吕氏家族，都是南宋进士“吕友德”后裔。嘉庆以前，楼构与世戴合谱共祠。自嘉庆始，各自修谱。

“世戴吕氏贞房”三十二都黄塘头吕春其家，珍藏有二十四卷清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修葺的旧谱，其中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卷三两卷便是“世戴吕氏”与“楼构吕氏”合修而成。稽考世戴嘉庆丁丑（1878）《清潭吕氏宗谱》所载：因误以友德公为吕祖谦后裔，故世戴与楼构在乾隆癸丑（1793）合修宗谱时，其谱名称为《东阳北宅吕氏宗谱》。

到了嘉庆年间，“楼构吕氏”因敕卷、祀产等纠纷，与“世戴吕氏”分谱别祠。此后，世戴发现以前作为吕祖谦后裔编列“世系源流”却与友德公所撰《重修宗谱序》的“东阳始祖为文穆公之曾孙”之说不符。“文穆公吕蒙正”应属南宅而非北宅。故在嘉庆丁丑（1878）重修《吕氏宗谱》时，又考虑到“世戴吕氏”原本就是古“清潭吕氏”的分支，于是将谱名《东阳北宅吕氏宗谱》改为《清潭吕氏宗谱》。而“楼构吕氏”于嘉庆分谱以后，则仍遵其乾隆癸丑（1878）合修时的《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之谱名。现楼构吕金其家藏有“楼构吕氏”分谱后自行修葺的清光绪己卯（1879）《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一至卷四共四卷。

（二）、正本清源理应当，胡扯瞎搞太荒唐。

据世戴、楼构合辑的现存清乾隆壬午年（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中吕友德撰《重修吕氏宗谱序》载：“祖讳逄（通逢），乃文穆公之曾孙也”。

楼构则在自行修葺的光绪己卯（1879）《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中，将乾隆壬午与世戴合辑时《东阳吕氏宗谱》所载的吕友德所撰《重修吕氏宗谱序》原文，篡改成了“祖讳公逢，乃文靖公之四子也”。

“嘉庆分谱”后，楼构对原“延祐元年”叶昇《吕氏源流家谱序》、“万历戊午”贾应麟《吕氏家谱序》等，皆作篡改。如：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叶昇《吕氏源流家谱序》载：“东阳世家吕氏乃文穆之裔。始居莱州汴京，历世既久，至三世孙讳逢，广文博识，以儒士屡举进士不第。”而楼构将以上之句的“文穆”篡改为“文靖”，“三世孙”篡改为“四子”，“逢”篡改为“公逢”：“东阳世家吕氏乃文靖之裔。始居莱州汴京。四子讳公逢，广文博识，以儒士屡举进士不第，遂废其业，以诗赋浪游四方，咸平四年如婺吴宁，邑令以才见重，留于社学以式邑人”。以上皆属“无端篡改”，因为无任何应该修改的理由。

又据“楼构支”光绪己卯（1879）和光绪戊申（1908）重修的《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一，张振珂《吕氏宗谱序》载：“宋进士文靖公第四子公逢，游览山水之胜，从河南迁居吾东大化里”。又《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三世传载：“讳夷简，字坦夫。生五子：公绰、公弼、公著、公逢、公弸”。该谱卷三•内纪世传载：“第一世元字行，迁东阳之始祖。元一讳公逢，字文质，本寿春人也。以诗赋浪游江湖至吴宁。”以上之说，皆属“信口胡编”。

我们并不反对“纠错补遗”，但我们呼吁“审慎对待历史”。何谓“纠错”何谓“补遗”？“前者”与“后者”孰重孰轻？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倘若“以讹易讹、以假换假”又有何益？

（三）、有关资料可查实，“夷简”并无“公逢”子。

《东阳北宅吕氏宗谱》的“吕夷简四子名公逢”之说，并不能成立。《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吕夷简》载：“吕夷简字坦夫，祖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夷简进士及第。既薨，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传。”《宋史》乃国家正史，有一定的可靠性。《宋史》所载吕夷简第四子是“公孺”，并非“公逢”，且四子中也无“公逢”之名。此足以证明《北宅吕氏宗谱》中的所谓“文靖公第四子公逢”是纯属“子虚乌有”。

另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531-532载：“吕公绰（999-1055）宋寿州人，字仲裕。吕夷简子。以荫补将作监丞。累迁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后历龙图阁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官至右侍郎中。”“吕公弼（1007-1073）宋寿州人，字宝臣。吕公绰弟。以荫补官，赐进士出身。积迁直史馆、河北转运使。”“吕公著（1018-1089）宋寿州人，字晦叔。吕公弼弟。仁宗时登进士第。英宗时知蔡州。神宗立，召为翰林学士。哲宗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年，恳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卒谥正献。”“吕公孺宋寿州人，字稚卿。吕公著弟。仁宗时赐进士出身。官终户部尚书。”据以上《宋史》及《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资料，可说明以下几点：

1．“夷简四子”载明白，并无“公逢”在其内。

“夷简四子”分别为“吕公绰，吕夷简子；吕公弼，吕公绰弟；吕公著，吕公弼弟；吕公孺，吕公著弟”。由此证明：吕夷简第四子是“吕公孺”而不是“吕公逢”。

2．“夷简四子”皆问政，并无一人留“白身”。

当时社会，子孙因先世有功勋而推恩得赐官爵，即所谓“荫”。吕夷简（“文靖公”）曾为“名宰相”，倘“公逢”真是“文靖公第四子”，他完全可以因父而“荫补入官”，例如长子吕公绰、次子吕公弼皆“以荫补官”。其第四子岂会“废其业”而“浪游江湖”？所以《北宅吕氏宗谱》叶昇序说“文靖四子公逢，以儒士屡举进士不第，遂废其业，以诗赋浪游四方”之说，实是“无稽之谈”。

笔者认为，在无相当理由或一定依据的情况下，切不宜对旧谱所载的“世系源流”、“祖宗名讳”等无端更改或随便篡换。

3．先有“三”而后有“四”，先有“父亲”后有“子”。

夷简“三子公著”为“天禧二年（1018）”出生。而《北宅吕氏宗谱》居然说“四子公逢，咸平四年（1001）如婺吴宁”。那也真太离奇了！咸平四年（1001）“三子公著”还没出世，“四子公逢”焉能“如婺吴宁”？倘“公逢”真属吕夷简“第四子”，就应出生在“天禧二年（1018）”以后，岂能在“三哥公著”出世之前？若说当时既能千里迢迢“游览山水之胜，从河南迁居吾东大化里”，起码也得有十六岁以上。倘比“咸平四年（1001）”再推前16年，则所谓“四子公逢”的出生时间应在公元985年，而那时生身“父亲”吕夷简，也才6岁。试想“父亲”六岁，第四个“儿子”竟已被“东阳邑令留于社学”？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所以说，吕夷简根本就没有“吕公逢”这个“四子”。

（四）、“北宅”之称有疑问，与“实”不符“名”不正。

乾隆癸丑（1793）时，“世戴吕氏”与“楼构吕氏”两家仍合为一谱。因“始祖逢”仍循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编列，为“祖谦-延年-吕逢”，故谱名也称为《东阳北宅吕氏宗谱》。

自嘉庆分谱后，“世戴吕氏”审视“友德公”《谱序》“逢乃文穆公之曾孙”之说，又“延年”实也生不出“逢”。自觉“外纪连接”及“谱名”皆有问题，便将始祖“逢”改接于“昌宗”之后，其谱名也改为《清潭吕氏宗谱》。

而“楼构吕氏”自嘉庆分谱后，其谱名仍沿袭乾隆癸丑之《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不变，又将始祖“文穆公曾孙”改为“文靖公四子”。

何谓“北宅吕氏”？据资料记载：吕虔十三世孙吕梦奇生二子，长曰“龟图”，次曰“龟祥”，分南、北二宅，龟图居南宅，龟祥居北宅。后以“南宅”龟图一支裔孙称之为“南宅吕氏”，“北宅”龟祥一支裔孙称之为“北宅吕氏”。文靖公吕夷简是“北宅”龟祥之孙，其后代吕姓家族属“北宅吕氏”无疑。

但“文靖公”根本没有“第四子公逢”，那“楼构吕氏”号称“东阳北宅吕氏”，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五）、楼构、世戴本合谱，嫌隙以致族不睦。

1．皆源“清潭友德公”，合“谱”共“祠”祖宗同。

《谱序》留依据，两家曾“合谱”。据乾隆壬午（1762）重修《东阳吕氏宗谱》卷一陆承楷撰《吕氏重修谱序》载，世戴与楼构既“同源”又“合谱”：“有讳逢字文质者，自河南而星分于婺之吴宁，卜筑大化。后有讳朗行贞八者，徙居清潭之上墈园。迨至十一世讳友德行百六，官至从政郎吉州司法参军。十八世孙讳馀字承林行兴五者，自上墈园而迁于世戴；爰至二十二世讳轩行寿十五者，迁楼构而居焉。今考其谱牒之修一辑之于皇明万历四十年间（1612），再辑之于戊午（1618）重光，以逮我聖朝乾隆丁巳（1737）之岁，失次者序之、残缺者补之，不綦详哉？然犹虑其世远年湮而统绪废坠也，于是（乾隆壬午）诸君世戴乾坤房纯爱、纯泮、纯玺、纯远、秀蔼、秀诰等，楼构派士停等，会祠宗长共议修葺。”

以上说明：第一，“逢”为东阳世戴、楼构双方承认的始迁祖；第二，世戴、楼构同为“十一世友德公”门下；第三，乾隆壬午年（1762）以前两家一直合谱；第四，楼构有“吕士停”等人，参与合辑。

2、合而又分事清楚，兄弟嫌隙族不睦。

（1）分谱何缘由？细究有根由。世戴嘉庆丁丑年（1817）重修《清潭吕氏宗谱》“二十一世孙吕英仕誌”《分谱缘由记》说，因祀产、祭器、勅卷，引起两家分谱：“我祖行百六友德公八世孙承林公自清潭上墈园迁世戴，十二世孙寿十五居于楼构，居里既隔东西而谱系合为一编者，亲亲意也！康熙六十年间（1721），建议宗祠来共一祏，岁时祭奠同聚谒拜者，敬祖意也！近寿十五派下有视宗人如秦越（即秦国与越国，比喻关系疏远），亲亲之意无闻矣！且宗庙重祀产，产存则祀存；宗庙重祭器，器存则祭重。于嘉庆十九年间（1814），寿十五派下敢以祀产与祭器、敕卷分去据为己有，视庙祏如弁髦（比喻弃置无用之物），敬祖之意亦无闻矣！既无祖宗，何有于子孙？敦宗睦族之意均难言矣！分其祠知必欲分其谱，因于前所已载者各从其旧，后所未载者任其自为。但族久必分，情涣难合，实势使然。时嘉庆二十二年（1817）岁次丁丑春月，二十一世孙英仕誌”。

显然，由于有人“于嘉庆十九年敢以‘祀产’与‘祭器’、‘敕卷’分去据为己有”，并以所占祀产、祭器、敕卷作凭据，极力宣扬自己支派为“吕氏正统”，于是“分谱”也就成了“必然”。

时至今日，还有“楼构双口吕，西堆立人侣”之谬论，流传于楼构坊间。还说什么“西堆人本无姓，因替楼构人打长工，才给加单人旁的侣姓”。如此等等，纯属无稽之谈！岂知“楼构始祖轩”长子“明泽”的《永廿二府君墓志铭》，还是请“世戴吕氏贞房吕天礼”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仲冬月”为其撰写的呢！

楼构为顾忌世戴，对于占据的敕卷、太公像等始终“深藏不露”。现今楼构老一辈的知情人也说：“太公像、祭器等，只是岁时祭拜时，待夜深人静悄悄展示一下，便急急收起，怕被人盗走”。此足以说明《分谱缘由记》所载之不虚也！

先祖遗产，本应属于后代子孙所共有。至于由谁保管，则可共同协商解决，岂可占为己有，或非要“敲破瓷碗分瓷片”？共同财产应该共同保护，声誉和财富都应靠一代人去自己拼搏。倘若一个家族，就因为其子孙后代为了争夺“先祖遗产”而分崩离析，这实在是其“家族的悲哀”！

3、意欲标新立异，实为欺人自欺。

“楼构吕氏”于嘉庆年间自与“世戴吕氏”分谱自行葺修后，为显示其与众不同，除篡改原谱“东阳始祖吕逢”祖孙六代名讳外，便是随意更改原谱对宋进士吕友德夫妻的葬所及“吕友德玄孙吕曾”的生平记载，而且无中生有、随意封官加爵。

楼构重点加工吕友德和吕曾，是因为吕曾是“世戴吕氏”和“楼构吕氏”两家“分房析支”的“第一代祖”，而吕友德又是“名人祖宗”宋进士。

随意虚构“吕曾行实”，擅自篡改“夫妇生庚”：据世戴嘉庆丁丑（1817）《清潭吕氏宗谱》卷四世传记载，“第十五世胜字行吕曾”的婚配、生卒和子息如下：“第十五世胜字行，胜十七讳曾字纯道，大德丁酉（1297）四月十三日卯时生，至元戊寅（1338）九月初四日丑时卒。娶上湖何氏，元贞乙未（1295）十月廿二日丑时生。生八子：兆孟九，锆孟十，堦孟十一，阁孟廿七。第十六世孟字行，孟九讳兆字隆峰，世戴派于延祐庚申（1320）五月廿八日子时生。孟廿七讳阁字隆美，生于至正庚寅（1350）十月廿七日丑时。”据分析“至元”与“至正”易混，“戊寅”与“庚寅”易混，其误写或抄录造成错误的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

而楼构光绪己卯（1879）《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却显然对“曾” 的“行实”及夫妇“生年”等有意做了篡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第十五世胜字行，胜十七讳曾字纯道，浙东海庐道按察司副使宋庆历庚子，生于延祐丁巳年（1317）四月十三日卯时，卒于至元戊寅年（1338）九月初四丑时。娶上湖何氏生于延祐己未年（1319）十月廿二日丑时。生八子：兆孟九，垢孟十，堦孟十一，阁孟廿七。第十六世孟字行，孟九讳兆字隆峰，生于延祐庚申年（1320）五月廿八日子时。孟十讳垢字隆精，生于至治辛酉年（1321）十一月十四日申时。孟十一讳堦字隆道，生于至治壬戌年（1322）十月十一日卯时。孟廿七讳阁字隆美，生于至正庚寅年（1350）十月廿七日丑时。”以上《东阳北宅吕氏宗谱》的“（曾）浙东海庐道按察司副使宋庆历庚子”从何而来？“曾”和“何氏”的生年是怎么被改的？

吕曾所处时期是元朝，查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江浙行省”的《建置图》，并没有“浙东海庐道”。关于“按察司副使”之职，笔者查阅《中国历史官制大辞典》等有关资料，元有“肃政廉访司”但无“按察司”，肃政廉访使属“正三品”，廉访副使属“正四品”。吕友德中进士任“司法参军从义郎”，在当时论级别还只是个“从八品”，如此却已在《东阳县志》中明确记载。倘吕曾是堂堂正四品官，《东阳县志》岂可没有一字记载？何况元朝时无“廉访副使”之职，此说显然已属无稽之谈。

再说，这“浙东海庐道按察司副使”后面的所谓“宋庆历庚子”是什么意思？宋庆历是指“宋朝的庆历年间”，讲的是宋朝，这与元朝的吕曾有什么关系呢？再则，不说宋、元朝代已混，而庆历又何来庚子？如果吕曾生于1317年，何氏生于1319年，如此至1320年，吕曾才四虚岁，陈氏二虚岁，居然生下了长子吕兆？至1322年，吕曾六岁、陈氏四岁，竟然又生了第三子吕堦；到吕曾二十二虚岁去世时，居然已生有七个儿子！而且才二十二岁竟已是朝廷四品——按察司副使，实在了不起！但显然是杜撰的纯属虚构。这样的家谱，能说是贴近历史、符合客观吗？

（2）、“安厝”“合葬”本有序，岂可颠倒乱规矩？

友德葬所两样载，孰真孰假费疑猜。“百六讳友德字子益，绍定己丑（1229）二月廿四日未时卒。娶淮岩陈氏，于嘉定丁丑（1217）九月初三日卒。合葬瑞山之原。”（瑞山：顺鹭溪而上，离友德所居清潭将近二十里，现今南江水库尾“徐宅瑞山岭”一带）。

然而，同为南宋进士吕友德，楼构光绪己卯（1879）《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与“逢公系”各旧谱所载的卒期、葬所迥然有别：“百六讳友德字子益，卒于绍定己丑（1229）二月廿四日未时，安厝柴横。娶淮岩陈氏，卒于嘉定丁丑（1217）九月初三日亥时，合葬云雾菴之原。”（注柴横：现属东阳江镇，在清潭之东，隔几座山，约三十里。云雾菴：鹭溪边，清潭之上约三里地，古曾有一庵堂，楼构之南不足五百米，位世戴之东，与世戴仅隔一条鹭溪）。

以上两者各载吕友德夫妇的葬所，却并非同一处，到底谁是谁非？

“合墓”在先再“安厝”，不符“客观”终是“虚”。以上两者虽只是“葬所”不同，但不免让人对后者产生怀疑：前者夫妻卒期差12年，葬所仅一句“合葬瑞山之原”，此说虽不知客观如何，但于理无可非议。而后者却似乎次序矛盾：何谓“安厝”？按《辭源》修订本上册440页注解：“厝：㈠磨刀石。㈡安置。㈢停柩待葬。㈣杂乱”。按此说，无疑应取第三种解释“停柩待葬”。又804页注解：“安厝：安葬。唐李周翰注‘谓迁柩归葬也’，后也指停放灵柩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

按《北宅吕氏宗谱》，因陈氏殁于前（卒于1217年），而吕友德逝于后（卒于1229年），理应陈氏先葬（或暂“安厝”），而吕友德后葬（或与陈氏“合葬”）。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后者记载之意究竟是“先安厝后合墓”还是“先合墓而后安厝”？如果先有吕友德“安厝柴横”，而再有吕友德与陈氏“合葬云雾菴之原”，那吕友德是不是就应该最终安葬在云雾菴？云雾菴与世戴、楼构近在咫尺，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光前裕后的宋进士友德公葬在自己村旁？既是陈氏先亡已先安葬，后来去世的吕友德却为什么要独自远离本地而先暂“安厝柴横”，而后再与陈氏“合葬”于距祖居清潭仅三里的“云雾菴之原”？为什么早先世戴与楼构合谱时并非如此记载？倘若先有吕友德和陈氏“合葬云雾菴之原”，而再有吕友德安厝柴横”，那为什么其子孙要将已经与陈氏合葬的吕友德尸骨又重新自墓中挖出独自“安厝”呢？既然先“合墓”后“安厝”，那末后写“合葬云雾菴之原”又有什么意义呢？“吕友德之墓”究竟是在“柴横”还是“云雾菴之原”？楼构光绪己卯《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之说，显然是前后矛盾。

三、“兄弟阋墙”家不安，“和亲睦族”国富强。

“世戴吕氏”和“楼构吕氏”同根同源，都是“吕友德后裔”，皆从“清潭”分迁各村，且世戴、楼构又仅一溪之隔。两村合谱，宗祠一祏，岁时奠祭，同聚谒拜，此“雍熙亲睦”也！兄弟之间因为“争强好胜”或“蝇头小利”而以致“相见形同陌路”，时不时遇有稍不融洽之事，便相互指责，相互埋怨，似有“水火”之势、“秦越”之感，至今不甚弥合。好端端一个家族，竟落得如此，岂不悲哉！前辈之事早已成过去，大家都只当前车之鉴，其后人又何必耿耿于怀？此等并非善事，岂可再成为后代子孙亲睦互信的鸿沟？

当前正处在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大趋势中，作为同一家族的“世戴吕氏”和“楼构吕氏”，双方宗贤都应该清醒头脑、端正心态，正视历史、尊重事实，多点包容、少点指责，抛开无谓事、找出共同点。俗话说得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家都是源自“清潭上墈园”的“清潭吕氏友德裔孙”，今又是同一行政村，实应趁这个大好时机回归正道，尽释前嫌，孝亲睦族，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第三节 义乌绣川支：环山前谱称绣川，源自清潭祖友端

一、“绣川吕氏”友端孙，环山凌塔兼义门。

（一）、绣川环山谱一体，“清潭祖籍”友端裔。

义乌“绣川吕氏”，是“东阳清潭吕氏”绍义次子“友端”后裔。吕绍义生三子“友德、友端、友宁”。友德后裔居世戴和楼构，距祖籍“清潭”约三里。友德胞弟友端，又名定夫，生二子：长子“昺年”其后裔居“山西平阳府大坑”，具体不详；次子“昌年”其后裔大部分迁居义乌“环山、义门、凌塔、何塘”等地，先称“绣川吕氏”，后改称“环山吕氏”。

1．  绣川本是一湖名，义乌城中一胜景。

上海图书馆今藏有乾隆、嘉庆年间《绣川吕氏宗谱》共六卷。何谓“绣川”？据考即义乌“绣湖”，亦称“华川”。而华川又为义乌县之别名，故“绣川”也含有“义乌”之意，依据如下：据1987年版《义乌县志》县名考记载：“本县自秦建置2000余年来，先后有乌伤、乌孝、稠州、华川和义乌5个县（州）名。华川，又名绣川湖，即绣湖。县以湖名。时绣湖一带，山川花木，掩映如绣，故名。”又该《义乌县志》在县城胜迹款中载：“绣湖，又名绣川或绣川湖，在城西。明初宋濂《重浚绣川湖记》称绣湖广袤九里三十步，灌田1500亩。”

2．环山在后绣川前，乾隆壬寅载分明。

原“绣川吕氏”，本是“环山吕氏”的前身。据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世系图载：“绣川吕氏包括环山、义门、凌塔、陈家塘、何塘、殿口、活鱼塘、南宅、宅口塘等吕氏”。清嘉庆以前，其谱名皆称《绣川吕氏》。据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壬寅（1782）重修《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之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十八世孙吕志敦撰《吕氏重修宗谱序》：“吕氏自吴宁始居义乌五都，遂名其地曰环川。至敦二十八世矣！”

又“雍正七年（1729）二十七世孙吕兆法《环山重修宗谱序》：“东邑清潭，昔朱夫子（朱熹）来游，其地表为蟠谷，而媲美之留题在焉，乃吾族中兴祖居也。迁义邑者，皆本绍义公之后裔。迁义门者，荣三公也。迁陈家塘山者，钦公也。迁荷塘下者，薰公也。迁凌塔者，文高公也；迁殿口者，廻公也。廻公之孙讳文华者，迁活鱼塘也；讳文波者，迁南宅；文清公偕文法公同迁宅口塘；文清公之长子讳廷贵，复迁于环山。迁居虽殊，而派别则唯一。前谱本于清潭，今谱始于环山。”

该《绣川吕氏宗谱》又有“二十七世孙兆法”撰《环山宗祠序》，内曰：“粤祖福九十一公自东邑清潭由龙廻迁居以来，历有年所，以但宗祠未立，先灵未妥，禴（yuè）祀蒸尝之礼亦缺焉。”

以上记载都说明：《绣川吕氏宗谱》乃是《环山吕氏宗谱》的前身。“前谱本于清潭，今谱始于环山”，说明清雍正七年（1729）以前并无《绣川吕氏宗谱》，而是合并于“清潭吕氏”的。自清雍正七年（1729）开始，“绣川吕氏”才和“大家族”分开，第一次在义乌环山编修《绣川吕氏宗谱》。

（二）、友德、友端本兄弟，同父岂会祖不一？

经查核，“友德后裔”现有东阳西堆吕氏、楼勾吕氏两支；“友端后裔”现有义乌环山吕氏、义门吕氏、凌塔吕氏以及嵊县贵门吕氏等。

友德、友端是同胞兄弟，故“友德传系”的东阳西堆、楼构和“友端传系”的义乌“环山、义门、凌塔”等，也毫无疑问“系出同源”，也即义乌环山吕氏与东阳西堆吕氏是同祖同源，绝不可能“各认各祖，互不相干”。

（三）、认祖“蒙正”或“夷简”，未见傍靠“吕洞宾”。

1．认祖“蒙正”有据在，谱序诰勅皆记载。

据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骆景和、骆思仁、项尧德仝撰《重修吕氏宗谱序》载：“粤稽东阳世家吕姓，乃宋文穆余裔。二十世祖创业黄潭（疑为清潭之误）。凡自黄潭徙居者，皆吾之嫡族嫡派也”。

2．  也说源自吕夷简，传略行记皆载明。

据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龚起翚撰《康百三十一公传》：“公讳文清，行康百三十一，其先为夷简公”。又乾隆丙子《绣川吕氏宗谱》吴郢美撰《吕汝文行记》载：“吕氏自东莱先生（即夷简裔孙祖谦）始居婺，徙于义乌之五都者，乃廻公也。”以上所载吕蒙正为“南宅”，吕夷简、东莱先生吕祖谦为“北宅”，皆出吕温之后。不过，若以“始祖逢咸平四年（1001）来婺之吴宁”计，东莱先生还未出生，显然“东莱”已不在此列。

大凡“绍义后裔”，无论是长子“友德”传系的东阳西堆、楼构，或是次子“友端”传系的义乌绣川环山吕氏、嵊县贵门吕氏，现存谱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民国各个时期共40余卷，虽其源流各说不一，却从未有谁提及“吕洞宾传系”。

二、旧谱记载事纷扰，是非真伪须细考。

（一）、“环山”并非“洞宾派”，“大化”扯它“据”何来？

友德、友端皆“绍义”之子。友德裔孙“世戴吕氏”与“楼构吕氏”，距祖籍之地“清潭”皆仅三里路。世戴现存有自乾隆至民国葺修的24卷旧《吕氏宗谱》；楼构现存有光绪旧谱4卷。而友端裔孙“义乌绣川吕氏”（即今环山吕氏），现存有上海图书馆藏自清乾隆至嘉庆《绣川吕氏宗谱》不下六卷。其“绍义后裔”从没有发现什么“绍义属吕洞宾嫡系”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所谓“吕洞宾传系”的任何记载。

“大化吕氏”并非“绍义后裔”，却把友德、友端裔孙统统列入“大化洞宾传系”。在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中，还将绍义家族原谱载的“绍义”之父“琮”改为“泉”；将“友德”三弟“友宁”改为“友之”；前既说“友德无子，抱养吴一夔三子为嗣”，后又说“友德生一子壬仲”，前言不搭后语。至于自友德三代以后名讳，则与“友德裔孙”家谱记载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友德友端是吕洞宾后裔”，这纯属无稽之谈！

（二）、“排行”漏代“世序”乱，人名虚构地域篡。

第一，延祐元年（1314）《吕氏源流家谱序》，是友端的“四世孙讳俊字至遇”恳请“葉昇”撰的。但笔者翻遍《绣川吕氏宗谱》世系、行第，都无法找出这位请人写序的主要人物“大坑派讳俊字至遇”。这只能说明“要么葉昇之《吕氏源流家谱序》是胡扯，要么《绣川吕氏宗谱》之世系图、世行传属瞎编”。否则何以解释？

第二，查《绣川吕氏宗谱》“禧”以下“大坑派”的“森、彬、梦道、梦逊、传、似、仁、仪、信、儒”等等所谓的子孙后代，经稽考，有的虽标有“生卒”，但历史上并无此年号；有的竟过百岁后，又再生子；有的死后20年又生子；有的三岁就能生儿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讳名”皆属虚构！“大坑”既处山岙狭谷，且又无广土肥田，竟然曾经容纳过如此的“大家族”，而如今却连一根毫毛也没留下，竟然也从未听当地人说起有什么“大化吕氏”曾经迁住过“大坑”的传说，这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第三，查阅《绣川吕氏宗谱》世行传所载“禧”之子孙婚娶、嫁女村落及逝者葬所，皆本地域名，但本地大坑从无吕禧。其所谓安文、泉溪、金鹅、义乌、乌伤、华溪、台州、黄岩、长衢、梁渡、桠坑、黄潭、瑞山、罗青、柴横、槐斯、半爿山、溪後、西张、下陈、桥儿头等等，皆本省或本市县某处；其葬所则有所谓陈坞、大坞、西家坞、施家坞、后塘坞、然后岭、黄桑园、水口山、庵山、金钩、外塘、郎坞等等，皆本地“大坑”附近处所。然而，本地“大坑”却是离吕氏祖居“清潭”十里左右，憋在山夹缝中的一个庄户小村，过去最多也不过几十户，住户虽不多，但张、王、陈、吕、蔡诸姓掺杂。

据考，此地从没有出过什么“张刺史、郎刺史”之类大人物。除了清朝乾隆以后有一户“世戴亨房”吕姓迁居于此外，更无其他吕姓来此居住过。按该谱所记载的世系、名讳统计，早在明朝就曾一度居然占“逢公系吕氏”的60％，即数百号“吕氏家族”居此“大坑”，这实在是绝顶的荒谬！

3、《谱序》辗转怪味多，读者须要细琢磨。

（1）一篇“谱序”一个“理”，“后学”岂可再“重辑”？世戴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曾将“明裘芝”为“嵊县贵门吕氏”撰写的《吕氏源流图谱序》掺入自己元素“为我所用”，这是暗地参假。而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竟然冒充清康熙时的吕初栋之名篡改明“裘芝”的《吕氏源流图谱序》，并美其名曰“重辑”，这是公然绑架。请看其《谱序》末尾：“ 时嘉靖庚寅（1530）季冬朔旦后二日，（明）清泉裘芝书，（清）南明后学吕初栋重辑”。类似如此“签署”的，还有龙廻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唯一与“绣川”不同的是，将撰写时间“朔旦”（即初一）改为“朏旦”（即初三），“朏”与“朔”虽一字之差，但时日已差二天。

撰写谱序的“裘芝”，是明朝嘉靖嵊县崇仁人，“重辑”的吕初栋是清朝康熙新昌南明人，而“撰写”与“重辑”的“时间差”，竟是150年！

所谓“谱序”，则是作者对当时“修谱事件”或“宗谱内容”做个评价或谈个感想，冠于宗谱之首曰谱序，载于宗谱之末称谱跋或后序。修谱的时代不同、环境有别，每位作者的知识、观点又都不尽相同。读者可以评论他人的《谱序》，但也只能“引用”他人《谱序》中的语言或章节另写评论，或在他人谱序之外加“按语、评点”之类以阐明自己观点。也可通篇弃之不取。但岂可公然篡改故人谱序，还美其名曰为“重辑”？

（2）、虚实参半是非混，“事”非原状“主”换人。

①“万历甲申”“施从龙”，写《序》岂为“绣川”用？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之（明）万历甲申（1584）“施从龙”撰《吕氏宗谱序》，作者本是特为“东阳世戴吕氏”撰写，而“绣川吕氏”则删去原作中的“至十八世孙讳馀字承林行兴五者，自上墈园而迁于世戴”一段源流纪实，另又删去150多字关于作者的写作动机，以及“世戴吕氏”诸贤的修谱过程，篡改后刊于《绣川吕氏宗谱》。此《吕氏宗谱序》实在已面目全非。

②“宗洪”叔侄请人“序”，“绣川”岂可换“事主”？世戴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有一篇“（明）正德元年（1506）华溪胡映”受吕宗洪、吕朱庆之请，特为“清潭吕氏”撰写的《吕氏重修谱序》。笔者查阅《东阳吕氏宗谱》，宗洪、朱庆确有其人。“宗洪”为“友德”第十世孙，是“绍义公”后裔；“朱庆”为“友炎”第十一世孙，是“渭孙公”后裔。虽谱序载的“宗洪”排行是“寕八”而系图载的“宗洪”排行为“盛十九”，但古家谱是按竖行写的，许是“盛十”合二为一，被看成或抄录成“寕”，而“九”又误为“八”，此种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但查阅所有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和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却始终找不到绣川自己所说的“永吉”和“朱庆”。显然，这并非“绣川”自己的谱序了。

③“初栋”写《序》为“世戴”，“绣川”无由将《序》改。该谱所谓“康熙戊午（1678）初栋拜撰”的《续修吴宁吕氏总録序》，也是“绣川”抄录“世戴吕氏”之“初栋”原作康熙庚申（1680）《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进行再加工后的赝品。世戴康熙庚申（1680）《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是“初栋”应“世戴吕廷认、吕国楷”等人之请，与“湖溪张怀仁”一起为之修谱，历经数载于康熙庚申告竣。新昌南明人吕初栋于是为“世戴吕氏”写了宗谱序，又为世戴吕廷认等人写了六篇“行传”。《绣川吕氏宗谱》所谓“初栋撰”《续修吴宁吕氏总録序》，其题动宾不当，续修什么呢？难道是“续修吴宁吕氏”吗？还是“续修总録”？这都说不通。这能说是宗谱序吗？此题目显然已被篡改。再则，文中“渭孙武举进士司法参军，而逢祖又自寿春而迁吴宁之大化”一句，既事态混乱又逻辑颠倒。另外，“绍义次子曰友端讳镰字定夫，昺年居大坑富甲一乡”之说，则显然与自己谱中“世行传”记载矛盾。此与“初栋”原作相较，则差之远矣！

（三）、捕风捉影怎能信，臆造可要误宗亲。

1、哪有“逌公”生“逄公”？水底捞月何来“功”？

（1）谁见《二十五史》“藩生逌”？《吕氏志传简录》在忽悠。

有人对“环山吕氏”的“东阳始祖逢公”之源提出“新说”，即“正惠公吕端生藩，藩生逌，逌生逢，逢徙居东阳大化”。对原家谱的“世系源流”提出质疑，这并非一定是件坏事，但若事不稽考、言无证据，光凭捕风捉影、作伪造假来“破旧立新、更祖易宗”，那实在是对家谱的糟蹋和作践。

据义乌“石桥头”共和己丑（2009）重修《吕氏宗谱》卷三第一百四十六页《吕氏志传简录》对“逌公”之说：“藩，端公子，先世幽州安次人，居汴州。据《二十五史》云；藩自幼多病，家景不旺。藩生子名逌”。却不知以上所谓“据《二十五史》云”指的是什么？是补充前句还是引出后句？“据《二十五史》云”末后的分号又为何意？“藩生子名逌”又从何而来？其内容和“句式，皆有问题。何谓《二十五史》？

据考：纪传体的史书，自唐有《三史》，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乾隆四年，在原明朝“二十一史”基础上，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三史，合为《二十四史》，总计三千二百四十卷。民国又增《新元史》，为《二十五史》。不知这“藩生子名逌”是《二十五史》中的哪一史？在第几卷第几页？哪一家出版社以及何时出版的？

又该《吕氏志传简录》（石桥头《吕氏宗谱》卷三第一百五十二页）载：“逌，藩公子，据《宋史》云：父逌久病，所拨奉银仅支家中日常开支，生活清贫。加之父死后朝廷免贡奉，家景由此更加衰落。时寿州吕氏已为腾达望族，故逌公与子逄，亦从汴州徙寿春，与亲族聚居”。以上显然介绍“逌”，说“逌是藩之子”。但“父逌久病”是在介绍“逌的父亲”呢？还是介绍“父亲逌”呢？再或是“逌的儿子”呢？“父逌”与“逌父”意义完全不同：父逌即逌，逌父即逌的父亲。“父逌久病”即“逌久病”，“父死后”就是“逌死后”，这到底是谁“死”谁“活”？以上“父逌久病，父死后朝廷免贡奉。故逌公与子逄，亦从汴州徙寿春，与亲族聚居”是什么意思？既然“父逌（即逌本人）”都已经“死”了，怎么“逌公”还能“与子逄亦从汴州徙寿春”？这到底是“逌”死而复生还是“逌”的灵柩或者灵魂陪着儿子徙寿春？这不更让人困惑吗？

（2）前面只顾吹喇叭，后面自己打嘴巴。

曾见有《关于逄公世系探讨[内部资料不宜外传]》，以下简称《探讨》，笔者认为这是以不切实际的“想当然”和毫无关联的“大拼接”，从而推论出“义乌环山吕氏”的“东阳始迁祖逢”之出处。现将《探讨》“写作目的”和有关片段（论述、系图）抄録如下。

“目的：分辩大化吕氏先世派系及迁东阳始祖。”“尤如《莘湖吕氏宗谱》，在外纪中明确记载：逄公系宋太宗相、端公之曾孙，由寿春迁东阳图江居。立有世系：端生莊、藩、荀三子。莊生逌，逌生由诚；三子荀生子诲，诲生子逄，由寿春迁东阳图江。本人（指该文作者自己）就有关资料综合归纳，初步拟录下列逢公先世世系供参考：兖-琦-馀庆-端-藩-逌-逄（徙居东阳大化，逢十世孙绍义居东阳清潭）-莊-荀-谏-说-由仁（居衢州）-谔（居嘉兴）-谘、讷-诲-由庚、由礼、由圣、由诚-亿（居新昌）、侃、仍、偰、俉（袭庆之难殉职）-傅-绍清（居蜀地）、倬-绍义（居东阳清潭）-蔚-玖（居永康太平）”（见《探讨》第6页）。

先说该文作者既已明确指出撰文目的是“分辩大化吕氏先世派系及迁东阳始祖”，倘“文章尚未成熟之前还需修正补充”，所以暂“不宜急于外传”，这倒也在理。但此文写于“公元2010年首夏”，而作者至今仍坚持“义乌环山吕氏”的“东阳始祖逢公”是“逌之子”。故《探讨》应属定稿之文，按理本应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实在不必标上“不宜外传”之禁，又何必标上“内部资料不宜外传”之类禁语？笔者以为以上“论述”和“世系”，纯属无稽之谈且自相矛盾：

1“莘湖外纪”瞎捣鼓，“莊、逌”之说“不靠谱”。显然，《探讨》一文中作者的“尤如《莘湖吕氏宗谱》在外纪中明确记载”一句，表明了该作者对《莘湖吕氏宗谱》“外纪系图”的相当信任。但此外纪系图真那么可信吗？笔者查阅莘湖民国丙寅（1926）重修《吕氏宗谱》卷二•外纪世系，其编列如下：“琦-馀庆-端-莊-逌-由诚-藩-荀-诲-逢，由寿春迁东阳图江。”却不知以上《莘湖吕氏宗谱》世系编列的“端生莊，莊生逌，逌生由诚”和“诲生子逢”之说从何而来？此说果真可靠吗？据《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载：“吕端卒，年六十六，赠司空，谥正惠，追封妻李氏今泾国夫人，以其子藩为太子中舍，荀大理评事，蔚千牛备身，蔼殿中省进马”。以上《宋史》载吕端有四子，即“藩、荀、蔚、蔼”，且“四子”中也无“莊”。端既无“莊”，又何来再生“逌”？这“明确记载”的《莘湖吕氏宗谱》完全背离了《宋史》所载，这说明什么问题？据《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532载：“吕由诚，宋开封人，字子明。吕诲子。钦宗靖康元年，差知袭庆府”。再则：据新昌明禋堂《吕氏宗谱》吕渊《吕氏世系诗》载：“端谥曰正惠，四子登仕，曰藩曰荀，国子博士；蔚补中舍，出佥军事；蔼官进马，先兄而逝。诲字献可，有子四人，长曰由庚，由礼、由聖，幼讳由诚”。可知“由诚”乃“诲”之子。按《莘湖吕氏宗谱》的“诲生子逢”之说，“逢”与“由诚”应该是“亲兄弟”。那“莊生逌，逌生由诚”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吕逌”就是“吕诲”吗？显然，作者“坚信”的所谓《莘湖吕氏宗谱》“明确记载，端生莊，莊生逌，逌生由诚，诲生子逢”之说，实属瞎扯！

2论述要有“理和据”，岂可“信笔”作鸦“涂”。《关于逄公世系探讨》的叙述中，该作者以“明确记载”肯定了《莘湖吕氏宗谱》的“端生莊，莊生逌，逌生由诚。端三子荀生子诲，诲生子逄”之说，反而又在《探讨》第6页中自编《逢公先世世系》图之后承认《宋史》有“端”生“藩、荀、蔚、蔼”的记载：“为了表明逄公世系的前因后果，这里摘录史书中一些有关论述。宋史记载：吕端卒，以其子藩为太子中舍、荀大理评事、蔚千牛备身、蔼殿中省进马。”似乎该《探讨》作者又既不相信《莘湖吕氏宗谱》，也不相信《宋史》。如在13页编列的所谓“兖传系”中，作者的“端之子”除了《莘湖吕氏宗谱》中的“莊、藩、荀”三子之外，又加了四子“蔚”，且将《宋史》所载“端”之四子“藩、荀、蔚、蔼”中的幼子“蔼”无端剔除，硬塞进《莘湖吕氏宗谱》中的“莊”作为“端”的次子，再经过一番“狸猫换太子”和“拆东墙补西墙”的折腾，终于将“莊生逌，逌生由诚，诲生子逢”演变成了“藩生逌，逌生逄”。既然《探讨》的作者非要抓住《莘湖吕氏宗谱》的“莊”不放，却为什么又要摘录《宋史》的“吕端其子藩、荀、蔚、蔼”来自己打自己嘴巴呢？《宋史》有“端之子莊”记载吗？既然该作者“确信”《莘湖吕氏宗谱》对“莊生逌，逌生由诚，荀生诲，诲生逢”的“明确记载”，却为什么又把《莘湖吕氏宗谱》中明确记载的“莊”之子“逌”无故“转让”给“藩”做子，还将《莘湖吕氏宗谱》明确记载的“诲”之子“逢”硬扯到“逌”门下呢？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逌”究竟从何而来？是谁之子？看来该《探讨》之作者恐怕连自己心里也还“没个准”。

3两个“绍义”同一“族”，不同“父亲”不同“祖”。该《探讨》文中作者“综合归纳”的“兖传系”之“世系图”中有两个“绍义支系”居东阳，显然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端”长子“藩传系”为“藩-逌-逄（徙居东阳大化）”；其次，“端”三子“荀传系”为“荀-诲-由诚-倬-绍义（居东阳清潭）”。殊不知该作者所归纳的世系图中，“端三子荀传系”的“绍义（居东阳清潭）”，正是该世系图中“端长子藩传系”中“逄（徙居东阳大化）的第十世嫡孙绍义”！换言之，“端长子藩传系”中“逄（徙居东阳大化）”的“第十世嫡孙绍义（居东阳清潭）”与“端三子荀传系”的“绍义（居东阳清潭）其实是同一人！“端三子荀传系”的“绍义”生三子曰“友德、友端、友宁”，而“端长子藩传系”中“逄（徙居东阳大化）”的“第十世嫡孙绍义（居东阳清潭）”同样生三子“友德、友端、友宁”！如此的“子孙克隆”，这不觉得异常奇怪吗？

2、暂遵前谱“世系”编，切莫无据羡“洞宾”。

义乌“环山吕氏”自清雍正七年（1729）开始修葺宗谱，其谱名为《绣川吕氏宗谱》。稽考现存乾隆丙子（1756）、乾隆壬寅（1782）、嘉庆丙子（1816）各期《绣川吕氏宗谱》，皆称“环山吕氏”始于东阳，其东阳始迁祖吕逢始居“大化里图江村”，四世朗居“清潭”。“环山吕氏”属于“逢公系十世清潭绍义次子友端传系”。至于外纪世系，虽有“文穆公、文靖公、东莱公”的不同说法，也有新昌、嵊县《吕氏宗谱》的“天福侍郎院由诚五子倬生绍义”之说，却从未见有“清潭绍义”属于“吕洞宾后裔”的记载。

就连关系最亲的“绍义长子友德传系”世戴吕氏、楼构吕氏，现存自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直至民国各期家谱近30卷，根本没有见到“吕绍义属于吕洞宾后裔”之说。且按“东阳马上桥”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所载，自吕洞宾至所谓“大化吕邦彦”连续11代，间隔118年。“邦彦”957年从山西到浙江东阳，再减20年，即邦彦生年（957-20洞宾生年（819=118，平均每代不足11岁就生子（118÷11≈10.7），这可能吗？

再则，除了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所编《洞宾传系》外，此前从未有任何资料提及“吕洞宾生了贤、良、善三个儿子”之事。而2011年版《中华吕姓》增订本（上）第304页，不但继2003年版《中华吕姓》之后，再次极力鼓吹“子虚乌有”的所谓“洞宾公支派”的《霞西公吴宁大化传系》、《皇公马上桥支》，又编造荒唐故事变本加厉将“绍义次子友端传系”的“绣川吕氏环山支”也纳入“东阳逢公系绍德之子友能传系”的“大化吕氏马上桥支”中，冒充所谓《洞宾公支派》以向世人炫耀。如此《中华吕姓》，岂不荒唐？！

笔者以为，旧谱所载的“逢公系”也确实存在某些尚待解决的矛盾，但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理由能证明后者比前者更贴近历史的情况下，“环山吕氏”还得暂遵先谱《绣川吕氏宗谱》的编列，不必急于处理，切莫匆忙瞎傍“无根之逌公”或“不靠谱之吕洞宾”！

第四节 嵊县贵门支：贵门邦祥义门，永宁后金大价嗣

一、贵门邦祥属绣川，义门支系清潭源。

（一）、“贵门吕氏”邦祥支，本是“义门”荣三嗣。

1、“世次排行”同“绣川”，追根溯源祖“清潭”。

（1）贵门邦祥，系出清潭。嵊县“贵门吕氏”主要有“剡大椇系”与“东阳清潭绍义系”。“贵门吕氏邦祥支”源出“东阳清潭绍义”后裔之“绣川吕氏”。据剡贵门咸丰戊午（1858）《吕氏宗谱》卷一鸿桥氏载赓撰《吕氏重修谱序》载：“琦公之九世孙曰达，生四子：曰凯，曰恰（恪之误），曰琮，曰蔚。琮居清潭，琮之十二世孙曰邦祥，由清潭而迁居于剡之贵门。”

（2）字母排行，绣川一样。贵门吕氏1-30世“排行字母”与义乌《绣川吕氏宗谱》相同：“元亨利贞乾坤艮巽震泽百千万庆胜孟仲兴隆盛福寿永康宁宗祖崇（疑全之误）仁义”。

2、《谱序》大多抄绣川，个别却将内核篡。

“贵门邦祥支”咸丰戊午《吕氏宗谱》卷一有《谱序》5篇，其中开首一篇《吕氏重修谱序》系“鸿桥氏载赓”特为贵门吕氏邦祥支撰写之外，其余如：“清泉裘芝书，南明后学吕初栋重辑”《吕氏源流图谱序》、“华溪胡映书”《吕氏重修谱序》、“资善大夫兵部尚书郑忠拜撰”《重修谱序》、“后学施从龙顿首拜撰”《吕氏宗谱序》等，要么照搬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要么以绣川谱为脚本再作篡改，皆非“贵门”原作。

3、“贵门”系图“绣川”版，义门荣三衍“邦祥”。

“贵门邦祥支”《世系图》以“逢”为“内纪始祖”，其编列以《绣川吕氏宗谱》为“蓝本”。而对“禧”之“大坑派”等的荒唐编列，“贵门支”《世系图》则显然按绣川谱“依葫芦画瓢”。

“贵门吕氏邦祥支”是“东阳逢公系绍义次子友端传系”“义乌绣川吕氏义门分支”“荣三”后裔。据咸丰戊午“系图”编列如下：“墅宁-柚-荣三-太春-佛富-守达-克元-文彩-邦祥（贵门）”。又据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世系总图载：“相孙思敬-贞-仲文-福禄-墅宁-柚-荣三，迁义门”。

（二）、咸丰戊午贵门谱，颠三倒四祖糊涂。

现存有“贵门吕氏”邦祥支，于清咸丰戊午（1858）重修《吕氏宗谱》计四卷，翻阅其谱，问题实在不少。

1．载赓写序欠思考，前不搭后难解套。

据咸丰戊午版“载赓”撰《吕氏重修宗谱序》载：“恭祖之五世孙讳琦者，是为天福侍郎一院也。至正惠公（即吕端）拜相，为清潭、新昌二派之祖。琦公之九世孙曰达，生四子，曰凯曰恰曰琮曰蔚。”以上“载赓”所说的“至正惠公拜相为清潭、新昌二派之祖”，这祖是指“恭”之“玄孙琦”还是“来孙正惠公端”？倘“琦”为清潭、新昌二派之祖，这与“正惠公端”拜相与不拜相又有什么关系？此为多此一举。

按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记载：“达”本是“吕蒙正后裔”“逢”之第八世孙，怎么会与“琦”扯上关系？这“琦公之九世孙曰达”是如何来的？其依据是什么？倘“正惠公（端）”为“清潭、新昌二派之祖”，大凡应该依据新昌谱宋吕渊的《吕氏世系诗》，说的是“由诚五子倬生绍义”，即：“恭-爽-寿-兖-琦-端-荀-诲-由诚（长子）亿居新昌-五子倬居东阳清潭-绍义”。若按以上所列，“清潭、新昌二派之祖”也应是“由诚”。“载赓”的“琦公之九世孙曰达生四子曰凯、曰恰、曰琮、曰蔚”之说，显然与《吕氏世系诗》相矛盾。若按“达生四子”而言，应“琮生绍义”，而非“倬生绍义”。若按新昌友睦《吕氏宗谱》而言，又何来“达生四子曰凯恰琮蔚”？故“载赓之说”实不可信也！

“贵门吕氏邦祥支”，本属“绣川吕氏义门支派”下属一个分支，属“蒙正后裔”。据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谢景和、骆思仁、项尧德仝撰《重修吕氏宗谱序》载：“稽东阳世家吕姓，乃宋文穆余裔。”又该谱二十七世孙兆法《环山重修宗谱序》载：“东邑清潭，昔朱夫子来游其地，表为蟠谷（注：其实据道光八年《东阳县志》载，蟠谷二字是‘五更麾节官厉模’为友德书，非朱熹所书）而媲美之留题在焉，乃吾族中兴祖居也。迁义邑者皆本绍义公之后裔。”

按《绣川吕氏宗谱》记载，说明以下几点：❶“绣川吕氏”的“东阳始迁祖”（即第1世）为“逢”❷东阳始祖“逢”为“宋文穆（即吕蒙正）余裔”❸“东阳清潭”是“绣川吕氏祖居之地”❹迁义乌的“绣川吕氏”系“绍义公”后裔❺贵门“邦祥”支，属“绣川”分支。

2．咸丰谱序太荒唐，拿人名作再改篡。

明朝万历甲申（1584）“施从龙”特为世戴吕氏撰写《吕氏宗谱序》，经绣川、贵门几度翻手倒转、偷梁换柱，却已面目全非。据世戴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明万历甲申“施从龙”撰《吕氏宗谱序》记载，其“源流”为：“谱牒者，家世也。按吕氏家世：建昌府河南县思孝乡，赵宋年间，袭爵吕侯有讳逄字文质者，仕于东平，遂以东平名郡焉。自河南而星分于婺之吴宁，卜筑大化。后有讳朗者，复徙居清潭之上墈园。”撰写时间和署名为：“万历甲申岁次（1584）孟冬月望六日，后学施从龙拜撰。”而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对其《谱序》内容和撰写时间等都做了较明显的篡改：“谱牒者，家世也。按吕氏家世，文穆公裔也。其曾孙讳逢，自寿春而分于婺之吴宁，卜筑大化图江。后有讳朗字义英者，徙居清潭上墈园。万历甲申（1584）孟冬望后六日，后学施从龙顿首拜撰”。不用说内容，就连撰写时间显然已删了“岁次”增了“后”，署名中又徒增了与该谱序作者极不相称的“顿首”二字。何谓顿首？作者对于邀写者吕兆渠既非“同姓”又非“晚辈”，写“拜撰”已可，何须“顿首”？在此顿首，未免失度。

到了咸丰戊午（1858）的贵门《吕氏宗谱》，则“源流”和“撰写时间”皆已然全变矣！先看其“源流”如下：“谱牒者，家世也。按吕氏家世：正惠公裔也。其曾孙由诚，当靖康之难死节子（疑于之误）集庆府。厥子倬，同兄南渡，居婺大化图江。后有讳朗字义英者，徙居清潭上墈园。”再看撰写时间，竟与原序已差20年！“万历甲辰（1604）孟冬望后六日，后学施从龙顿首拜撰。”

如此，一篇谱序，几经辗转，且又被换柱偷梁，实已面目全非。这给“吕氏宗支源流”的考证，带来极大的难度。

3．  咸丰系图“不靠谱”，吕琦怎成“逌、逢”父？

据中华书局本《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载：“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晋兵部侍郎。端兄馀庆，建隆中以藩府旧僚参予大政”“端祖兖，尝事沧州节度刘守文为判官”。显然，按《宋史》记载“吕琦生馀庆、端，端祖兖”。

而贵门咸丰戊午《吕氏宗谱》却是“琦生逌、逢”再“逌生馀庆、端”“逢生度”（这其中“度”显然是“逢公系”中“慶”的变种）。咸丰戊午《吕氏宗谱》显然违背《宋史》记载。其谱可信乎？

（三）、贵门系图“魔力”大，信众纷纷拜脚下。

1．“逌”、“逢”“父子”从何来，咸丰“兄弟”四投胎。

有义乌“石桥头”《吕氏志传简录》谓“东阳逢公系祖逢之父为逌”。然这“逌”从何而来？据笔者多方稽考，所谓“逌”是“贵门邦祥支”咸丰戊午《吕氏宗谱》“琦”之子“逌、逢”兄弟的第四次投胎！

“贵门邦祥支”是“东阳逢公系友端传系”“绣川吕氏”的一个分支。据乾隆壬寅《绣川吕氏宗谱》记载：“东阳始祖逢，乃文穆公之裔孙”，八世“达”为“清潭吕氏绍义”之“祖”。即：“逢—慶—诠—朗—晏—觥—社—达—琮—绍义（东阳清潭）”以上“逢公系”，除“绍义”一人，其余绝非“天福侍郎院”之后。倘用“逢公系人马”而废“逢公系名称”，实乃自欺欺人！

因“东阳逢公系”有三个基本特征，也可概括为三句话：①“逢慶诠朗晏觥社”，“世次排行”无间隔。②“一至七世”虽“完备”，“八世”无“达”全报废。③“达”生四子“琮”其一，“琮”居清潭生“绍义”。“天福侍郎院”既有“诲—由诚—倬—绍义”的“清潭绍义传系”，岂可再有“逢公系”的“社—达—琮—绍义”的“清潭绍义传系”？“天福侍郎院”既无“东阳逢公系”，那“逢”又从何来？“天福侍郎院”既无“逢”，而“逢之父逌”又有何用？

贵门咸丰戊午（1858）《吕氏宗谱》完全背离《宋史》关于“琦”与“馀庆、端”间“父子关系”的记载，从中生造“逌”为“琦长子”，将原“琦、端”的父子关系篡改为祖孙关系；又硬扯“东阳逢公系”之内纪始祖“逢”充当“琦次子”，使得《绣川吕氏宗谱》之“吕蒙正曾孙逢”为“端”之“叔父”；且又将原“逢”之子“慶”换成“度”，使其成为另类的所谓“度公传系”。

以上吕琦之父显然已兖（yǎn）充（chōng）不辨。更是“馀庆生逌，逌生莊、蕃、荀”以及“端生诲，诲生逢”胡诌瞎扯。既无“莊”又何来生“逌”？而“诲”则生“由庚、由聖、由礼、由诚”四子，却也未曾生“逢”。《莘湖吕氏宗谱》分明是“胡说八道”。居东阳大化的第十世嫡孙“吕绍义”（即端第十三世孙），却是“东阳清潭”南宋嘉定癸未进士吕友德生身之父；而以上系图“端三子荀”的第五世嫡孙“绍义”（居东阳清潭）（即端第六世孙），也是南宋进士吕友德生身之父。以上大哥“藩”与三弟“荀”，居然有既不在同一世系层次、却又偏偏是相同传系的“同一嫡系子孙”，这实在是乱弹琴！

2．不思“慶度”因“字误”，“去头、分尸”充奇货。

（1）去头留身，名换实存。贵门咸丰戊午《吕氏宗谱》及光绪二十八年《剡东吕氏宗谱》之“天福侍郎院清潭派逢公系”皆属无稽之谈，“琦”何曾生“逌、逢”？而“逌生馀庆、端”的依据又从何而来？“诲”何曾生“逢”？而“东阳逢公系”又何曾载有“逢生度”？

然《中华吕姓》某“专家主编”见到《剡东吕氏宗谱》“端-诲-逢寿春迁东阳图江东阳学官”的又一支“东阳逢公系”，似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于是欣喜若狂！明知《剡东吕氏宗谱》《幽州天福侍郎分清潭之派》之“东阳逢公系内纪传承”（内有逢公九世琮生绍义）与新昌友睦《吕氏宗谱》“天福侍郎院琦公传系”的“由诚五子倬生绍义”两者不可并存，于是居然以“度”替换“逢公系”二世“慶”，又将“逢公六世觥”改为“舟光”（此字系专家生造，字词典皆无从查考），再隐去“天福侍郎”派系标志性人物“琦-端-诲”，又剔除“逢公系”一世始祖“逢”，用《度公清潭传系》替换《东阳逢公系》，冠冕堂皇地塞进“典籍之作”《中华吕姓》之内。似乎《度公清潭传系》既不属于“天福侍郎院诲传系”又不属于“东阳逢公系”，让人莫知所由。

以上所谓《度公清潭传系》，显然是“东阳逢公系”的变种。据“绍义传系”《东阳吕氏宗谱》和《绣川吕氏宗谱》载：“吕蒙正”裔孙《东阳逢公系》八世“达”之子“恪”居“大化”；而嵊县光绪《剡东吕氏宗谱》却说“吕琦”裔孙“诲”之子“逢公系”（《中华吕姓》称《度公清潭传系》）“达”之子“恰”居“大化”；又“”光绪辛卯（1891）重修《大化吕氏家谱》则声称“吕让”裔孙《大化洞宾传系》“达”之子绍德传系“皇”（实为对“逢公系”中“恪”的篡换），亦居“大化”。（而另一“绍德传系龙廻支”则认“达”子“恪”居大化）。其实以上“恪、恰、皇”所指三人实系同一人。

该专家既痴迷于《大化洞宾传系》，又怕暴露《皇公马上桥支》“洞宾系”与“东阳逢公系”之间不调和之矛盾，于是不但摒弃“大化马上桥分支”之“绍德”（绍护之弟）一脉，更是故意将《度公清潭传系》“恰”后“居大化”三字删去；又自作聪明地给所谓《度公清潭传系》标上不知何人起始的“77世-88世”等一连串“世序编号”加以粉饰包装，再生造一字“舟光”替代“逢传系”之第六世“觥”，以示超脱于贵门咸丰戊午《吕氏宗谱》及嵊州光绪二十八年《剡东吕氏宗谱》。

专家极力利用《中华吕姓》作为自己的用武之地，光“度公清潭传系”《系图》就占2003版版面1/2，其派系标有11支之多，还特设《吕端后裔分布概况》一栏文字记其“后裔”10省43地，光浙江省就有28处之多，如“浙江：清潭、金华、东阳、安吉、青阳”等等。据悉“专家”还算是个浙江人，真不知前“清潭”是否属于“东阳”？前“金华”为什么不能包括后“婺城”？浙江“吉安”、“青阳”在何处？这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吗？如此“浙江籍专家”点出如此的浙江地名，实在讽刺。

（2）剥离、肢解，精心包装。我们搜集家谱，是为了研究历史、传承文明，应该尽量还原客观，让“诬祖、忽祖”或“不知祖源”者正本清源，绝不应趁机“猎异”或搞矛盾扩大化，更不应有意制造悬案。有人不但以《度公清潭传系》来模糊“东阳逢公系清潭绍义”与“天福侍郎琦公传系倬迁东阳清潭”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大肆鼓吹和渲染由“东阳逢公系”演变而来的光绪辛卯重修《大化吕氏家谱》的所谓“洞宾生子贤、良、善”之说。

《大化洞宾系》纯粹是一齣因“逢公系”家族内部“兄弟阋墙”而特由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炮制的荒唐闹剧。岂料《中华吕姓》某专家对此不辨青红皂白、是非真伪，竟如获至宝，极力营销。难道这也算是继承和弘扬吕氏文化吗？

所谓《洞宾公传系》，便是《大化吕氏家谱》所“独创”的“洞宾生子贤、良、善”。《中华吕姓》为推销《洞宾公传系》真可谓已不遗余力。其中个别编者，故意摘其按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记载早在宋朝就已无人延续的所谓《皇公马上桥支》“绍护、绍谅传系”部分，并以此为把柄，特专列五款“系图”外，还特设两款“按语”、一款“概况”和一款《皇公马上桥支》的“文字说明”，共列九款四页以倾情介绍所谓的《洞宾公传系》。

《中华吕姓》个别专家，虽口口声声强调“霞西大化支”、“霞西吴宁县大化传系”、“皇公马上桥支”，然却又完全摒弃原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用来延续“马上桥支”和“龙廻支”吕氏子孙而设的“绍德之子友能传系”，又故意摒弃《大化吕氏家谱》用来延续“东阳笠昂山支”的“洞宾幼子善传系”部分，显然成了《洞宾公传系》的“空中之空”。这不正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吗？

其实，如此倚重“东阳马上桥”的清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的根本原因，便是这出世间奇闻——“洞宾生子贤、良、善”！于是《中华吕姓》将原《大化吕氏家谱》的“熀”篡改为“煜”，又在128页《吕延之传系图》“煜”后特意增加了一款原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为“东阳马上桥”（所谓良传系）和“东阳笠昂山”（所谓善传系）而设计的三子“贤、良、善”之传承；又将“东阳马上桥支”的“洞宾次子良传系”无端转借给《山西吕姓》，特在183页增加一款通过克隆而来的《洞宾公芮城传系》。殊不知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的《皇公马上桥支》也不过是以《东阳逢公系》为“母本”除《度公清潭传系》以外的另一“变种”而已。

按说，此《洞宾公支派》的荒唐编列，本来不应完全归咎于《中华吕姓》的个别“专家”，因为“熀（吕洞宾）生三子贤、良、善”本属光绪辛卯（1891）重修《大化吕氏家谱》的“新创造”。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既否认“大化吕氏”属于“东阳逢公系”之一员（将原《逢公系》“第一世元字行逢”篡改为“第一世元字行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又不放弃“东阳逢公系”的“内纪世系传承”和“排行字母”（将清潭吕绍义、大化吕绍德皆按原“逢公系”编列在“第八世巽字行”“达”之孙“第十世泽字行”)；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系图虽回避“清潭绍义传系”，却仍在民国丁巳《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中赫然记载“清潭吕绍义”为“第八世巽字行达公之孙”，且将原“逢公系”各支皆列为“吕洞宾后裔”。此既是矛盾之举，也是无稽之谈。

若说《度公清潭传系》只是撇开逢公系中的1世逢，并将2世慶篡改为77世度以及6世觥篡换成81世舟光而已，但《中华吕姓》之《洞宾公支派》，则已尽显策划者图谋花样翻新之能事：该“专家”居然更奸巧地将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的《洞宾公支派》大卸成“四大块、三小块”，又剔除“真大化”的“绍德传系”（现今马上桥），留其“假大化”的所谓“绍护、绍谅传系”（无续无据），再调整组合、粉饰包装充为奇货。并且在当事方“东阳谱研吕氏分会”的再三质疑和强烈反对下，依旧利用2011年出版的《中华吕姓》增订本，极力渲染所谓的《度公清潭传系》、《洞宾公支派》等脱离客观的子虚乌有之事。如此闭塞视听、我行我素，甚至有意作伪造假，作为当今社会的谱研工作者，此种行为实属大忌之列！

（四）、光绪丁亥谱重辑，“载赓”两序价无几。

邦祥支“咸丰戊午”与“光绪丁亥”两次修谱都载有“咸丰戊午秋月下旬•鸿桥氏载赓撰”的《吕氏重修谱序》。其“题目”、“撰写时间”和“作者”虽皆相同，而“内容”既大相径庭又每篇“叙事”自我矛盾。

咸丰戊午《谱序》载：“琦者晋天福中兵部侍郎，至正惠公拜相为清潭新昌二派之祖。琦公之九世孙曰达生四子曰凯曰恰曰琮曰蔚，琮居清潭，是也正惠公（吕端）之苗裔”。至光绪丁亥，原“琦公之九世孙”被篡改为“昌时公之九世孙”（昌时是蒙正之孙，师简之子），原“正惠公（吕端）之苗裔”又篡为“文穆公（蒙正）之苗裔”。这岂不是同一段话中既说“清潭派绍义”是“正惠公吕端之苗裔”，又说是“文穆公吕蒙正苗裔”吗？如此前后矛盾，岂不自搧嘴巴！

二、“永宁后金”“廉六九”，“友端”裔孙“大价”后。

（一）、行“廉六九”讳名“镔”，绣川宗谱载分明。

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所谓“初栋”于“康熙戊午”撰《续修吴宁吕氏总録序》，虽经考证并非“初栋”原作，但内容也可作参考，其中《谱序》载：“又讳镔者行廉六九，徙居于七都后金，今族谱归清潭大价之下”。又卷一《世系图》载：“友端-昌年、大价-中孙-凤-满-玘-宗德、赵、爰-镔-奇、星、秋、灵”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卷二•世行传载：“寿七十四，即廉六九，讳镔，生成化己亥三月廿八日辰时，卒嘉靖癸丑八月十九日卯时。娶长衢郭氏，继娶卜氏，合葬十二都永宁乡八亩地之原。生四子：奇、星、秋、灵”以上《绣川吕氏宗谱》对“镔”的记述详细，编列清楚。

（二）、稽考“莘湖”数期谱，“镔”居“后金”也有据。

据东阳莘湖谱同治、光绪、民国多期记载，吕氏居永宁乡后金的“第十世横渠派行廉六九”确系“友端”之孙“大价”后裔。如莘湖光绪戊戌（1898）《吕氏宗谱》卷四行传载：“（第十世）贤十公之子，横渠廉六九讳，自禹山之北双溪迁居永宁乡后金居焉。生于成化己亥三月廿八日辰时，卒于嘉靖癸丑八月十九日卯时。娶长衢郭氏，继娶卜氏，合葬八亩地。生四子：奇、星、灵、秋，一女适古甽头李机。”以上莘湖谱所载与乾隆年间《绣川吕氏宗谱》记载相吻合，说明“居永宁乡后金廉六九”者，便是绣川谱之“寿七十四镔”。

第五节 大化马上桥支：治田庐边马上桥，大化难对洞宾号

一、“大化”遭燬“家”迁徙，“马上桥”名有来历。

（一）、大化并非马上桥，两者不可相混淆。

据“马上桥”吕氏宗支现存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马上桥系图记载：“马上桥派：宋原名大化，元改马上桥”此意即“马上桥就是大化，大化就是马上桥”。其实并非如此。以上《大化吕氏家谱》之说既与自己家谱所载自相矛盾，也与古《东阳县志》记载不符。

何谓“大化”？大化本属城东南约四十五里的一处古村落名，在“湖溪”西北，古为集市之处，也并非当今“马上桥”。“大化”早先被燬，今已无存，且原址也与“湖溪”有相当的距离。这有若干资料可查证：查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谱载有“大宋淳祐”年间“邑人陈樵”撰《重修大化堂记》，有关“大化市”记载：“东阳县东南五十里，有市曰大化，人烟辏密、风俗仁厚，吕氏世居焉。市中有堂曰员通，乃吕氏迁祖恪肇初捨地为基，捐金以建，名曰圆通堂。”据清道光八年（1828）版《东阳县志》卷二建置•乡都附行市”载：“附行市：大化市，县东南四十五里；湖溪市，四十一都，一、四、七期。”又据道光《东阳县志》卷十•政治•学校《张氏书塾》载：“张氏书塾，在县东南六十里湖溪。明景泰间张济建。魏骥记，湖溪，在东阳县东南六十里，循禹山之麓盘旋曲折潴而为湖，故名。”由此推测，古“大化”与“湖溪”并非在一起。然虽不一定有如《东阳县志》所载十五里（60-45）的距离，但也许并不止像现在的仅距离一、二里地。

“马上桥”其名从何而来？现今之“马上桥村”在“清潭”之西，距“湖溪”约一里许，距世戴、楼构十余华里。该村吕氏家族也源自“清潭”，因居“大化”，故亦称“大化吕氏”。由于“大化”村居被燬，“大化吕氏”遂迁居于名为“马上桥”的一座“石拱桥”边，于是便以该 “马上桥”之名为其村名。因为该石拱桥太高，马遇此桥不敢过，过往骑马者都只得骑马从桥下渡水而过，此时“桥”也就在于“马”之“上”，“马上桥”其名就由此而来。

民国丁巳《大化吕氏宗谱》卷三•壁字号三峯卢正珩撰《重建马上桥记》载：“马上桥，去大化吕氏聚族之东一里许，吕氏先世治田之庐在焉。父老有能言南宋间事者相传，桥峻促，马莫能踰，乘骑咸从桥下渡，故以是得名。其下清流洄洑，源从湖溪白鹤潭来，名曰柿树甽，腴田万顷，咸资灌溉。元时有解元公望潮者，因大化遭燬徙居于此，即以马上桥之名其村。后有因桥之过峻也，重建之，去险就夷。思欲易名，因马上桥之名传已久，弗能易也。无何又圯，前明有讳希恭者，乃捐资重建，甃以石梁，加平坦焉。”

又该卷光绪十八年（1892）陈炳暹撰《重修邦彦公祠堂记》载：“大化其后有千家吕之称。及元至大间尽遭兵燬，始迁马上桥建立小宗。”再考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内中一篇《田庐记》，也说明“大化”与“马上桥”并不属于同一处：“今大化吕氏轨范乎古人之风，彷佛乎古人之制。既置宅于大化之市，复结庐于马上桥之西。而于春也，霖雨既零，膏泽下润，正农事伊始之时也，于焉居乎治田之庐，以修田器，举趾而耕以从事于东郊矣；时乎夏也，有淹萋萋，甘雨浃洽，正荼蓼当蕖之候也，于焉出乎马上桥之西，以我覃耜，或耘或耔以致力于南亩矣；时与秋与冬也，百谷登场，农事告终，于是居乎市宅之中，举行报成之礼，击壤高歌、琴瑟击鼓，以遂燕享之乐矣。”

以上可知，“马上桥”原是一桥名，处在原古大化之东、“大化吕氏先世治田之庐”之处。可见古大化与马上桥并非同一处。《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的“宋原名大化，元改马上桥”之说，显然与《重建马上桥记》的“徙居于此”及《重修邦彦公祠堂记》的“始迁马上桥”之说相矛盾。

（二）、遭燬时间似可疑，对比县志有差异。

另外，查道光八年《东阳县志》有“禨祥”（即吉凶）一款，最早记自“五代”，直至“宋、元、明、清（即国朝道光八年）”，却并无“元时整村民居尽燬”之记载。但在卷十二•政治•禨祥”则记载康熙年间县东南隅民居尽燬之事。摘录如下：“国朝（即清朝）康熙十三年三月，四十六都瓦窰头某姓兄弟其妇俱孕，一产鲇鱼，鱼头蛇身；一产猕猴，毛爪具备。惊而置之，妇亦随殒。八月，邑东南隅民居尽燬于寇”。

让人觉得有些蹊跷的是，比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早160多年的上海图书馆藏的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有一篇比“同治六年”（1867）的“三峯卢正珩撰”《重建马上桥记》还要早429年的“大明正统戊午（1438）十月既望，东阳邑庠教谕河南程政”撰的《重修马上桥记》，文内并无提及大化于元时遭燬一事。而且明显感觉“清同治六年（1867）卢正珩”《重建马上桥记》已对429年前的“大明正统戊午（1438）程政”《重修马上桥记》作了较大修改。现将“程政”前文部分转载如下以作比较：“马上桥，去大化市东一里许，乃吕氏先世治田之庐在焉。其桥峻促，马莫能踰，乘骑咸从桥下渡。故曰马上桥。上通台、温而右接宁、绍，下连处、婺而左达衢、严，四通九达，诚谓亨衢。是以商使往来日无虚刻矣！虽然一修于康一解元，再造于贵四处士。至是去高就下，易名通溪，可谓善矣！奈其山泉汹涌，洪水冲激，不无崩圮。迨今裔孙希恭（名敬字希恭，康一解元玄孙、贵四处士曾孙，生明建文壬午1402，卒成化己丑1469），捐资重建併砌，由是一望坦然平易。”

显然，此文乃明朝“程政”特为“希恭”而写。而“希恭”当时尚健在，与“迁居”的“康一解元”仅差一百多年。为什么程政仅写马上桥是“大化吕氏治田之庐在焉”并赞扬康一解元”修桥之举，却只字不提“大化市遭燬”、“解元公迁居于此”及“以马上桥之名其村”之事？此疑“大化市遭燬”之事尚未发生。

据《东阳县志》载：“邑东南隅民居尽燬于寇”是“清康熙十三年八月”。笔者怀疑《重建马上桥记》“元时，因大化遭燬”之说，是否在时间上有误？也许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和两个不同的事件，是否县志对“元时大化遭燬”一事漏记呢，亦或其它原因？待考。

（三）、此桥彼桥皆是“桥”，莫将“彼桥”当“此桥”。

除此处四十一都古“大化”东称“马上桥”外，另据“道光八年”《东阳县志》载，还有五十七都，也有一处称“马上桥”：“马上桥，五十七都，乾隆三十一年陆守全建。长九丈有竒，涧四尺”。五十七都地处“南马”西南；而县东南“大化马上桥”与清潭、世戴、楼构同属古“四十一都”，“大化马上桥”地处“湖溪”西北。两者起码得相距六十余里。故“此马上桥”非“彼马上桥”，两者不可混淆。

二、“大化”虽有旧谱存，世系行第皆矛盾。

（一）、何来“邦彦”与“霞西”，违背客观没道理。

1．相隔间距短，“邦彦”梦难圆。

据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载：“邦彦，凤一，周显德四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此载显然与“吕洞宾后裔”之说矛盾，倘“邦彦”“周显德四年（957）自山西解州至吴宁”，必已成人“十六岁”，即出生在公元941年前，否则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无力步行。但这941年的“邦彦”生年与“吕洞宾”较可靠生年（819年）距离122年，两者相隔十一代。按此计算：122÷11≈11.09.即连续11代都是11岁生儿子，这也实在不符合现实！如此“邦彦”根本没法出生，实无其人，又如何挂得上“吕洞宾后裔”？

2．先生儿子后生妈，“孙”比“祖母”年岁大。

据民国丁巳《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邦彦公生于周显德四年丁巳（957），同父方公寻山问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南六十里许曰清潭居焉。后淳化三年（992）春三月，同子明川公复至大化定槷焉。淳化四年（993）五月廿七日午时成神，寿九十七。时长孙霞西公遇于青台山，后遂不再见，于是知其寿而神也。裔孙友德谨识。配金华府下桥头马氏，淳化三年（993）七月初九日生，生一子明川。”

以上记载疑问多多：（1）“行第”载“邦彦生于周显德四年”，而“世系”载“周显德四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难道“邦彦”一离开娘胎就撒开腿从山西解州跑到浙江东阳清潭不成？（2）邦彦之妻“马氏淳化三年（992）七月”才出生，而邦彦居然在“淳化三年（992）春三月同子明川公复至大化定槷”！春三月其妻马氏显然还未出生，其子何来？（3）马氏才“淳化三年七月生”，而马氏生之前的“春三月”，居然有“邦彦长孙霞西公遇于青台山”，如此“孙子”居然还比“奶奶”大一岁，这不让人瞠目结舌吗？（4）据该谱载：“霞西，榜名简，淳化二年辛卯（991）生”。按此，“长孙霞西公”两岁就能登上东阳之北的“青台山”，“神仙后代”果真如此奇吗？（5）谱载“邦彦公生于周显德四年（957），淳化四年（993）五月廿七日午时成神，寿九十七”。按此计邦彦公仅三十六岁，何来九十七岁？这能说是“南宋进士裔孙友德谨识”吗？真耶假耶？《大化吕氏宗谱》中的“邦彦公、明川公、霞西公”等等，能信吗？

3．“大化”迁入“邦彦”先，为何“始祖”不沾边？

按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所载：“东阳大化马上桥吕氏”是所谓“吕洞宾次子良”的后代，而“良”的第11代孙“邦彦”周显德四年（957）从“山西解州”迁至“清潭又转迁大化”。按理，“邦彦”应算是东阳暨大化“开山鼻祖”，无疑应是“东阳始迁祖”兼“大化始迁祖”，或称之为“东阳第一世”或“大化第一世”。但先“至吴宁转迁大化”的开山鼻祖“邦彦”与同去的儿子“明川”，居然不但并非属于“东阳始迁祖”，且也并非“大化始迁祖”，更非“马上桥始迁祖”，就连“大化世系”之门都进不了！而“大化吕氏”的“第一世”，居然是“东阳兼大化始祖”的“邦彦”之孙“霞西”以及并非“大化吕氏”的“超传系”之“作肃、作哲”等“杂牌之人”！如此所谓的“第一世”，又有什么意义？

4．“凡人”梦里“做神仙”，“霞西”痴心“祖洞宾”。

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载有“宋嘉定八年乙亥（1215）菊月后学潘学良谨述”《大化元一霞西公纪略》奇文如下：“大化为吴宁望族，吕氏聚斯焉。创基于宋（960-1279）而盛于元（1271-1368）明（1368-1644）。其间（即宋朝至明朝）绵垂绪而绍先业，代不乏伟杰。爰稽天圣间讳简字霞西先生，其为斯族科第之创也。（霞西）既而认乃祖清潭翁（即邦彦）于北乡李氏青台山之顶，嘱勿洩，授以红帙。归而启视之，则其弟（即云田）所迁基宅及大化基址图，瞭如指掌，且繫以说。而后来‘成败兴废年月’如可预知，意乃祖其仙矣。宋嘉定八年乙亥（1215）菊月，后学潘良贵谨述。”

一个出生于宋朝的所谓“后学潘良贵”，竟在嘉定八年（1215）时就能预知宋朝以后有元、明朝，并断定“大化吕氏创基于宋而盛于元明”；一个才两岁的“霞西公”，居然既能登上青台山顶，又能“（被乃祖）授以红帙，归而启视之”，甚至能知其红帙内是“其弟所迁基宅及大化基址瞭如指掌”，竟又认得“且系以说，而后来成败兴废可预知”？！掐指一算，能知过去未来者，传说有唐袁天罡、明刘伯温出名；离胎出世，可闯五湖四海者，唯“哪吒太子”、“石猴孙悟空”莫属。岂有“宋朝潘良贵”和“二岁霞西公”的份？这岂不比《西游记》还神吗？这哪是在修家谱？至此，我们不得不怀疑：（1）所谓作者潘良贵是宋朝人吗？他真能知元明之事？（2）真有“潘良贵”其人吗？（3）“潘良贵”果真有那么神吗？

5、皆说大化“恪”先居，同族各谱记清楚。

稽考同出自“清潭”的吕氏家族如绣川、世戴的乾隆谱以及龙廻、楼构的光绪谱，皆称“大化始祖”为“恪”。据谱载：“恪”生“绍德”，“绍德”生“友能”。“马上桥”是“友能长子传系”，而“龙廻”则是“友能次子传系”。龙廻下市头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也称“友能之祖”为“恪”。这在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及光绪壬辰（1892）《吴宁吕氏宗谱》“邑人陈樵”撰《重修大化堂记》有记。又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南明无专子初栋”撰《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录》载：“达生四子，长曰凯，居禹山厦厉，今派居后金里外山者是也；恪居大化；琮居清潭西戴；蔚居图江。”按《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载：“邦彦周显德四年（957）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以上白纸黑字也写得明白。

《中华吕姓》2003年版134页与2011年版上158页皆竟信口断定“大化世系图立祖人为68世霞西、作肃、作哲从兄弟三人”。“霞西、作肃、作哲”有何德何能作为“大化世系图立祖人”？

（二）、“洞宾后裔”多传奇，家谱堪比《西游记》。

“大化洞宾系”之说，必然起自能呼风唤雨、穿墙透壁的神仙之辈，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天马行空、肆无忌惮穿越时空、操弄古今。例如民国丁巳（1917）版《大化吕氏宗谱》卷三，有一篇曾于南宋嘉定癸酉（1213）为清潭吕友德书摩崖“蟠谷”二字的“厉模”，又再经过元、明直至清朝，共历677年后居然还活着，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又特为“大化吕氏”写下《大化重葺大宗祠记》。开首道：“壬辰岁杪（指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春在腊前，华山隐者（指厉模自己），遊于故友（即吕友德）旧境曰蟠谷。自谷之西十里许，则友德君之先祖‘清潭居士’先生发跡之乡也。越数百年，子孙聚族于斯。栋桷耸起若翚飞者，则东平吕氏之祖廟也。鹤驭既下，登堂而坐，焚香一炉，清洒盈瓯，顾而乐之，乃假管城子而记其葺廟事”。所谓宋朝的“厉谟”又对“大化大宗祠”自宋至元明清一路自“创始”至“毁坏”又“重建”的“风风雨雨”过程继续写道：“是廟（即指大化宗祠）也，创建自宋中叶而毁于元。今年（指清光绪十八年）仲春，其裔新甫，念祖德感先泽，乃聚族而谋之。复厥旧，鼎厥新，革厥弊，恒厥心，同心协力，不数月而功成矣！隐者（指宋嘉定时的“厉谟”自己）乃相而顾诸其栋宇，则煇煌也。”最后是本文的记述时间和作者署名：“时圣清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1872）腊月之吉，华山隐者厉谟降笔”。

这毕竟是宋朝嘉定癸酉（1213）曾为进士吕友德书摩崖“蟠谷”二字的“华山隐者厉模”，过了六百七十七年后的清朝光绪壬辰（1892）又再次亲手为“故友友德君”的祖庙重葺写记。这又能不虚吗？

查阅《大化吕氏家谱》这种天马行空的“史实”也真不少。例如卷六行第载：“凤一，讳邦彦有道法，双谭一书稿本被人窃矣！淳化四年（993）五月廿七日午时成神”；“震十二，讳球，字实甫，绍兴戊午（1138）五月初六日往青台山祷雨登山坳半途遇虎，遂骑虎而成神”；“震廿四讳新序，邑痒生，享年百零七岁，精命理通奇门”等等。

试想，作者“潘良贵”在宋嘉定八年写纪略，居然将元明之事都早写进了文内，这不是“神仙”又是什么？难道正因为祖上是神仙吕洞宾，所以后裔才会天马行空；或者说正因为后裔能天马行空，所以祖上必定是“神仙吕洞宾”吗？倘真若此，前面说的连续11代皆不足11岁就生儿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荒唐不羁的《行传》、《记》、《略》之文章实在不胜枚举。

（三）、躲躲闪闪欲遮面，时时处处难掩情。

“大化吕氏”言其族为吕洞宾之后，其谱中似乎尽量回避“逢公”，除载与世戴有关的《上荷莲系图》外，也只字不提仅距祖居清潭三里的“友德后裔”世戴、楼构。但《大化吕氏家谱》的记载又与“逢公系”的各家宗谱的记载时时处处“碰电”、“触礁”，难免显露“同属逢公系”的兄弟情结。

1．“逢公”出草绝后嗣，世戴村名“做人子”。

（1）“始祖逢”变“二世蓬”，自己“儿子”成“胞兄”。集东阳始祖和“第一世元字行”于一身的“逢”，在《大化吕氏家谱》中被贬为“第二世”，又加个草字头“艹”成了“霞西幼子”“蓬”。变相的“蓬”则又刚好成了“逢”自己前世儿子庆、笙的小弟弟。本来“逢前世子孙瓜瓞，反至蓬今生绝后无嗣”。此事岂不怪哉！

不论世戴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还是义乌环山乾隆丙子（1756）、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无论嵊县贵门光绪丁亥（1887）《贵门吕氏宗谱》或者龙廻（下市头分支）光绪壬辰（1892）《吴宁吕氏宗谱》，皆认“逢”为“东阳始迁祖”，且以“逢”为“第一世元字行”，生二子“庆、笙”。但“大化吕氏”既不提“逢公系”，也不提“友德传系世戴支”。

笔者对此有以下疑点：（1）“蓬”既能“随叔父云田在外”，并非襁褓夭折，岂会“有名无行”？（2）“蓬不知所终”之说只能说明其结局并不清楚，但属“霞西幼子”应是既成事实，世系图岂能不承认？为什么不给予“排行号”也不将其列入“世系图”？我们不妨将以上两组系图稍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世元字行”名讳全换，而且由原来的唯一的“逢”变成2位“霞西、云田”。其次，“第二世亨字行”在原来2位“庆、笙”基础上，再在最前和最后另加上2位“戴、蓬”成了“戴、庆、笙、蓬”4位。再则，“第三世利字行”，在原来五位“受、诠、讷、讦、遇”的基础上再加1位“义”，且将原来“庆”长次二子“换位”成“诠、受”，再将原来“庆”幼子“讦”换成“訏”。

从以上两组图中，以为“大化吕氏”若要说“与东阳逢公系没有关系”，这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2）、用其“世戴”一字“戴”，充为“霞西”第二代。

如上图所示，“东阳逢公系”中的世戴村，也投胎成了人身，取单名为“戴”。成了“前世逢公”之子“庆、笙”的长兄，也就是今生“霞西”的长子。霞西既非“东阳始迁祖”也非“大化始迁祖”，却篡了逢公之位称之为“第一世”。同时将原“东阳逢公系”的“庆传系”“社”（第七世艮字行）、“达”（第八世巽字行）的后代子孙据为己有。于是“达”成了“戴”的后裔，且“子孙兴旺”。据此推测，古代“马上桥”与世戴、楼构也许曾经有过些许矛盾，否则本是“一家子”怎会以至撕裂于此？但具体缘由不清。

总之，《大化吕氏家谱》虽否认世戴宗谱的“东阳始祖逢”，也不提属于“清潭吕氏吕友德”后裔的世戴之名，但从原“第二世”的“庆、笙”两兄弟变成“戴、庆、笙、蓬”四兄弟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此看到了世戴的后半身“戴”和原东阳始祖“逢”字头上长棵“草”的现今之“蓬”。而且《大化吕氏家谱》又把世戴属地“上荷莲”也作为宗支名称接于“大化马上桥系图”之下，这能说“大化吕氏”跟“始祖逢”和“宗亲世戴”都没有关系吗？

2．世戴墓地“上荷莲”，“大化”用其作村名。

《大化吕氏家谱》似乎不愿意提世戴之名，或不认“世戴吕氏家族”与其同宗共祖。然而却既要把世戴的“戴”作“人名”列于《世系图》中，又要将其属地“上荷莲”代替世戴村名作为“十五世胜字行郁”自“清潭”之后的“迁居之地”，这不矛盾吗？

所谓“上荷莲”者，系一土石山坡，地处世戴之北，鹭溪之滨，乃原是世戴吕氏先世灵柩安厝之所。因为此处“石有七分硬，地无三尺平”，在工具和设备都比较落后的旧时代，实在不宜在此建房构舍。故历来只有极个别没有条件选址者，只得择其路边避风处筑墙结庐以居。据笔者所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仅有一户陈姓傍鹭溪面世戴而居外，听世戴卢姓传说：卢姓始祖迁居世戴之前，曾也居“上荷莲”，但无法考证其虚实。总之，从来没有听说过此前有超过二、三户人家构木筑墙同时居于“上荷莲”的事，也从未听说过“世戴吕氏曾居于上荷莲”之说。

据“马上桥系图”载，“上荷莲”是“大化马上桥系”的一个分支。其实“大化吕氏”并无迁居“上荷莲”，而且据乾隆壬午和嘉庆丁丑的世戴《吕氏宗谱》记载，“世戴吕氏”也并非“马上桥吕氏”分支。故“大化吕氏迁居上荷莲”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3．世戴分支“黄塘头”，都、村套用人乌有。

查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卷二•世行传及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世系图，虽也曾有“十三世燕”的记载，但便无“迁居何地”的说明。显然，这是后来的《大化吕氏家谱》抄其名讳后又擅自添加的。

查世戴乾隆谱、嘉庆谱以及楼构光绪谱，根本没有所谓“燕-郁-芹、藻”之类的“系图”，更无“寅年居秋衢、燕居清潭、郁居上荷莲”之类的迁徙记载。不知“马上桥系图”所谓“秋衢”在于何方？

据1993年版《东阳市志》第二章行政区划载：“唐代实行乡、里、坊、村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宋煕宁四年推行保甲法，改乡里为都保制。10家为保，50家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明朝，乡承宋制，都保改称都。”“三十二都”属“瑞山乡”。“黄塘头”原属于“瑞山乡徐宅村”旁的一小自然村，即现今的“马宅镇徐宅村黄塘头”。

其实情况，世戴吕氏家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24卷家谱皆保存在“世戴吕氏”贞房吕国林后裔“三十二都黄塘头”吕春其家。稽考“黄塘头”所有现存旧谱，根本没有所谓“燕、贻、郁-志信”等名讳的记载。《大化吕氏家谱》所谓“上荷莲系图”的所有“名讳”，纯属“子虚乌有”！

三、历史并非随意塑，修谱岂可信手涂。

（一）、修谱贵在尊客观，胡搞瞎编无质量。

1．稀里糊涂，虚构系图。

据《东阳县志》载：“遇龙、遇吉”为“宋进士”，并在该栏诸吕姓讳名后面注明“以上诸吕居清潭”字样。不成想《大化吕氏家谱》为了安插“遇龙、遇吉”，特塑造一个“遇龙、遇吉”的祖宗“超”，混迹于所谓“洞宾次子良传系”的第六代载阳次子“筐”门下。“筐”本“绝后无嗣”，而大化谱却莫名其妙地居然在无形、无名又无排行的阴灵鬼怪传系之下相隔两代后，又无端生出一支“超传系”，来孕育县志所载的“南宋进士遇龙、遇吉”。而排行“有四”的“超”，既无人生身，又无人收为继子，也不知是何姓氏、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试想这样的“超传系”岂不明明属于冥冥幽灵？大化谱如此编列“大化世系图”，又从何谈其真实性？

2．封官赐爵，自封自乐。（1）“州郡”方可置“太守”，“无郡太守”没来由。据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系图载：超传系的“遇龙”曾孙“伋”和玄孙“洗”，两代连登“会稽太守”之位。会稽本是山名，也曾为郡名，而“太守”则是州、郡之官名。“会稽郡”为秦时设置，至宋朝已无会稽郡。（2）不中“进士”怎做“官”？“解元知府”实荒唐。据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大化胜廿二，榜名望潮号子阳，元大德七年癸卯解元，任福建泉州府知府”。

以上“行第”记载存在诸多问题：

（1）“解元”本是“举人”首，“会试”不中“官”难授。据考：科举时代凡欲仕者，先参加地方考试，即“乡试”，考中称为“举人”，第一名者为“解元”。还得继续参加“会试”、“殿试”。殿试考中则为“进士”，此后才能做官。据1997年版《汉语大词典》下卷第6494页：解元1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2宋元以后对读书人的通称或尊称。”又该卷第6200页对于“乡试”一词解释如下：“乡试，科举考试名。（1）金人科举分乡试、府试、省试、御试四级。士子先于诸州分县赴试，号为乡试，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2）元代每三年一次，中式者仅可由此应会试，不可入仕。（3）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中式者称举人。即会试不第，亦可依科选官。”据2002年出版的《辭源》修订本下册3070页载：“进士，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明清时，举人会试中式，殿试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

从以上可知，在明清以前，“解元”是不给封官的，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入仕。再则，府在县之上，管辖数个州县。在元代，一个未中进士的“解元”岂能当上“知府”？这不蒙人吗？

第二，元朝没有泉州府，此系造假。据考，元时无知府之官名，明代始正式称“知府”。“泉州府”也是明清所设，此前并没有。据《辭源》修订本下册1770页载：“泉州，地名。（1）汉置泉州县，古城在今天津武清县东南。（2）南朝陈丰州地。隋平陈改曰泉州。治所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唐景云二年，改为闽州。宋元祐二年在此置市舶司，为海舶市易中心。明清为泉州府，府治晋江县。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以上注释已十分清楚，元朝并无“泉州府”。既无“府”，又何来“知府”之官衔？

又如“义”的“邑庠生”、“秋义”的“直棣教谕”。都不是真实。“邑庠”为明清时所设，“教谕”为元朝后所设。“义”、“秋义”皆宋朝人，又何来邑庠、教谕？“绍德”的“乡进士”、“友能”的“宝庆丙戌进士”、“瑺年”的“淳祐庚戌进士”等等，皆是背离客观历史的自封官爵，皆属无稽之谈。

（二）、“东阳吕氏”冀真相，《中华吕姓》偏捣蛋。

稽考世戴、楼构、龙廻下市头、义乌绣川环山支、嵊县贵门邦祥支等吕谱，皆说源于清潭，且都属于“东阳逢公系八世达公后裔”。

而所谓洞宾传系的“大化马上桥”大化吕谱也承认自己“源于清潭”，也说“八世达公后裔”，甚至说以上“逢公系”各宗支都是“大化洞宾系马上桥所属”。然而其系图、行第胡编瞎造，世序乱七八糟，故所有“八世达公后裔”各宗支都希望“清潭一族”能理清世系、查明真相，尽量还其历史原貌。

“逢公系”宗支繁多，分布面广、旧谱记载五花八门、证据不全问题复杂，而“洞宾系”与“逢公系”胶着一起，于是便成了东阳谱研吕氏分会的研讨重点。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所谓的“洞宾生子贤、良、善”之说，又关系到世戴、楼构、龙廻、笠昂山、义乌绣川、嵊县贵门等宗支的最终流派归属，于是“洞宾系”便成了东阳吕氏研讨的重中之重。

而当今却有某“专家主编”，对于虚假的《大化吕氏家谱》“洞宾生子贤、良、善”之说奉为基督《圣经》而不遗余力地宣教，趁“搜集和整理吕氏文化遗产”之际，利用手中冠冕堂皇的《中华吕姓》之平台，连篇累牍、一味鼓吹洞宾传系而唯恐追之不及。

我们对于2003年版《中华吕姓》极力鼓吹的《度公清潭传系》及大批量、大幅度刊载的“洞宾生子贤、良、善”为主流的所谓“洞宾公支派”，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抱着极大怀疑，又怀着极大希望。怀疑的是，《中华吕姓》是否在借《度公清潭传系》和“洞宾公支派”来攫人眼球大肆炒作？希望的是，可凭借《中华吕姓》这个交流平台以及尚未公开的“洞宾传系丰富资料”，帮助我们去揭开“东阳逢公系”的谜团。

关于“吕洞宾传系”，我们曾向《中华吕姓》编辑部的有关专家主编，三番五次提出质疑，但该专家对于“洞宾传系”的存在疑问避而不谈；对所谓“洞宾传系”的信息来源三缄其口；对于我们希望提供“洞宾传系相关资料”的再三请求置若罔闻。然却私下在2011年《中华吕姓》（增订本）出版以后电告“大化吕氏马上桥”协会长，狂言“已经找到了大化马上桥属于洞宾传系的可靠证据”！意在怂恿“大化马上桥”，让其“将洞宾传系坚持到底”！

我们提倡坚持原则，也践行以据为证。但不可思议的是，该专家主编当时一听该老协会长说“我们已将此事交谱研会吕某负责整理，有什么情况请告知东阳谱研会”的明确回答时，竟愤然挂机以对。时至今日，又已过数年，除了我们自己特赴河南登封向《中华吕姓》编辑部讨得一套惟《大化吕氏家谱》的“洞宾生子贤、良、善”这根“救命稻草”可为“洞宾传系”作一丁点儿“依据”外，东阳谱研吕氏分会却从没收到过某编辑部有关“研讨洞宾传系”的只言片语。

在传承文化、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如此独裁捣蛋、阻扰研讨的“专家主编”，实在应属稀有之宝！

永宁龙廻支：虎峯山下龙廻支，本属大化友能嗣

一、龙廻马上桥，两者根一条

（一）、龙廻吕氏“友能”裔，始祖“元”行“福六一”。

1．龙廻古属“蓝硎里”，“元”生三子鲂、鳌、鲤。

龙廻，地处邑东北之虎峯山下，山峦蜿蜒，玉溪川流，古属“永宁乡十五都蓝硎（音kēnɡ）里”，故“龙廻”亦称“蓝硎”。

龙廻吕氏始祖“元”，生三子“鲂、鳌、鲤”，后枝分叶繁，继又派分“龙廻、下市头、下程马、新昌祝家山”等各处。

2．龙廻始祖“福六一”，本是“大化”“友能”裔。

“龙廻吕氏”由“大化友能次子（龙廻谱称棣年，马上桥谱称棣年为康年）”一脉分迁“蓝硎里龙廻”，始祖讳“元”，排行“福六一”。

据龙廻下市头光绪壬辰（1892）《吴宁吕氏宗谱》卷一《下市头吕氏分辑谱序》载：“吾乡之矗然秀出者，东曰鹿峰，西曰虎峰，中隔玉溪，岚光水色相掩映也。吕氏者为宋文穆公正献公裔。由金华而居邑南之大化，自福六十一公始徙虎峰之蓝硎里，今曰龙廻者也。生三子：长鲂，次鳌，幼鲤。”

（二）、“龙廻”至亲“马上桥”，改名换祖已乱套。

1．皆认“友能”祖，两支源一处。

无论“大化马上桥”《大化吕氏家谱》还是“龙廻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都承认双方皆是“第11世友能公后代”。

“龙廻下市头”光绪壬辰（1892）《吴宁吕氏宗谱》遵循龙廻旧谱（即清雍正、乾隆、嘉庆等历次修谱）一贯记载：❶东阳“一世始祖”为“东阳始迁祖逢”。❷“八世达”生四子“凯、恪、宗（疑琮之误）、蔚”。❸“恪”为“大化祖”，生子“绍德”。❹绍德生子“友能”，为“大化、龙廻”二派之祖。❺友能生二子“棠年、棣年”。长子“棠年”生子“秦”，为“大化马上桥”之祖；次子“棣年”九世孙“元”，排行“福六十一”，为“龙廻”“鲂、鳌、鲤”三房之祖。

“大化吕氏”早谱已毁无存，光绪戊子（1888）再行修辑，于光绪辛卯告竣。其实“大化世系”也是参照“绣川”而后再修改而成。

“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遵循幸存旧谱记载，即“友能”二子为“棠年、棣年”。而“马上桥”《大化吕氏家谱》的“友能”之子则将“棠年、棣年”另改为“瑺年、康年”。两者皆说“友能之子”，“棠”与“瑺”、“康”与“棣”两组“形”虽相似，然“偏旁”已不同。

“龙廻旧谱”的“棣年”之子与“大化光绪谱”的“康年”之子皆是“鲁”，两“鲁”属同一人。可知“秦传系”的“大化马上桥派”以及“鲁传系”的“龙廻派”，皆“友能”裔孙。然《大化吕氏家谱》与《吴宁吕氏宗谱》世系编列，却已大相径庭：“大化马上桥支”《大化吕氏家谱》为“洞宾派”，其“内纪始祖”为“延之”；“第一世”为内纪始祖延之十七世孙“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等六人。“龙廻下市头支”《吴宁吕氏宗谱》为“河东吕梦奇派”，“内纪始祖”为“东阳始祖逢”；“第一世”仍是“内纪始祖逢”。

显然，“马上桥”和“龙廻”已完全背离“兄弟同宗”的一般常识和客观规律。

二、龙廻谱载“河东”后，“下市头支”有据留。

据光绪壬辰（1892）《吴宁吕氏宗谱》载，“龙廻吕氏”原由“大化”迁至虎峰山下，其流派为“梦奇”之后。

（一）、雍正二年行传载，“福六一公”蒙正派。

“龙廻下市头”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卷一蔡万春撰《大枋公迁居行传》载：“巍屏之东，鹿峯之下，名曰下市头，有姓吕讳大枋字明圆，康六十其行，福六十一公之世孙，宋时状元蒙正公之后裔也。”

（二）、嘉庆赵杰谱序述，龙廻“系出河东族”。

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卷一赵杰撰《龙廻吕氏重修宗谱序》载：“吕氏出于少典共工之后，至从孙伯夷佐禹平水有功，赐姓姜，封吕侯，遂以为氏，系出河东望族累生奇人杰士，名家世宦接踵相继，蝉联科甲代不乏人。历朝名叙已详言之，无容赘也。”

（三）、《文甫行传》有载明，“蓝硎”派归吕祖谦。

又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卷一，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程雅三撰《吕文甫翁行传》载：“文甫其先出自有宋文成公（疑成公之误，即吕祖谦），婺以东子孙繁衍，蓝硎即其后也。”

《吴宁吕氏宗谱》其“源流”虽各说不一，然皆指吕温五世孙“梦奇”之后。因梦奇居河东，故称“河东吕氏”，如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祖谦等，皆“梦奇”之后。

三、“大化洞宾”无据依，“下市”另修有道理。

“马上桥吕氏”与“龙廻吕氏”本是兄弟关系，“龙廻下市头分支”于光绪壬辰（1892）告竣的《吴宁吕氏宗谱》，竟与“大化马上桥支”于光绪辛卯（1891）告竣的《大化吕氏家谱》大相径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下市头分支”不遵“大化”而自行修谱，自有他的道理。

（一）、龙廻始祖“福六一”，“大化”无端将其废。

1．始祖“元”称“福六一”，“排行”代名已成习。

稽考龙廻乾隆、嘉庆旧谱序记载，皆称“元”为龙廻始祖，其排行为“福六一”，生子“鲂、鳌、鲤”。“龙廻吕氏”历次修谱的序、传、记、略中，往往以“福六一”作为“元”的代名词，其排行号“福六一”，已成习惯，也即“福六十一”已成“龙廻始迁祖元”的固定称呼从不改易。足见始迁祖排行“福六十一”之根深蒂固。如：（1）乾隆癸巳序，“龙廻”始祖“福六一”。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蔡丕承撰《龙廻吕氏重修宗谱序》载：“矧自始祖福六一公而后，世经数十，岁经数百，而人烟萃聚、日增月盛为一邑之名区。”（2）嘉庆丁丑也有序，“龙廻”“福六一公”始。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赵杰撰《龙廻吕氏重修宗谱序》载：“攷（稽考）迁居虎峯之下自福六十一公始。”（3）光绪壬辰重修谱，“福六一公”载“系图”。

（二）、“逢”居“图江”为祖根，“棣年”始从“大化”分。

1．“图江”古属“大化里”，正是“逢公”始居地。

据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及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记，“大化吕氏”是东阳逢公系清潭吕氏“恪”后裔。

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载：“逢祖之七世孙曰达生四子：长曰凯，居禹山厦厉，今派居后金里外山者是也；恪居大化；琮居清潭西戴；蔚居图江”。

据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卷三蔡静侯撰《龙廻本纪分迁小引》载：“粤稽（龙廻）吕氏古里，原属禹山之下大化图江之始。而传十二世芬芳繁衍。清潭蟠谷，留为古里，屡修会集，皆同一谱。今永宁龙廻幸存旧谱，故不预知。各派细考，上祖自十二世棣年公徙迁一脉渊源，至二十世福六一公所生三子鲂、鳌、鲤，今为三房之祖。”

这正符合“逢公系”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延祐元年（1314）处府浙进士叶昇撰《吕氏源流家谱序》所载：“一世祖逢，卜去县六十里许地曰图江，爱其风俗淳朴，筑居而不返”。

显然，“清潭吕氏”的“东阳始迁祖”，并非《大化吕氏家谱》所说的“山西解州居清潭后转迁大化的吕洞宾后裔吕邦彦”，也并非《大化吕氏家谱》所指的那些“既非大化始祖、也非马上桥始祖、更非清潭始祖”的所谓“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等一帮闲杂无名之辈，实则也没有任何信息提及这一帮人去过大化图江。据各谱记载，能查到首先迁居大化图江的人唯有“逢”。

2．棠年、棣年“友能子”，龙廻一脉“棣年”始。

下市头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遵循旧谱记载，已明确指出：“上祖自十二世棣年公徙迁龙廻，一脉渊源，至二十世福六一公，生三子鲂、鳌、鲤”。

显然，“龙廻”与“大化”开始分派是友能之子“棠年”与“棣年”兄弟；“龙廻鲂、鳌、鲤三房之祖元”其“排行”为“福六一”，而非《大化吕氏家谱》所说的“元”排行“福八十九”。关于“龙廻吕氏源流”的交代已十分清晰。文中也说明以“清潭蟠谷”为“古里”者皆属“清潭吕氏”一族。

（三）、“大化”无故改祖宗，强拉龙廻弃“河东”。

1．大化系图不成理，“杂牌组装”无据依。

“大化吕氏”属下竟由吕洞宾次子“良”的子孙在“山西解州”传承十一代以后，和吕洞宾三子“善”的子孙在“乌伤”也传承十一代以后，再分别从各自的“山西解州”和“乌伤”（实际上宋朝已无乌伤之县，乌伤实为汉朝时有，地域包括现今金华、兰溪、义乌、永康全境以及东阳、磐安、武义、浦江、缙云的大部分。孰知“大化”是否也在其内？这岂非纯粹造假？），先后来到“吴宁大化”相聚，并组合成吕洞宾次子传系、吕洞宾三子传系、无祖宗无姓氏超传系的“杂牌大化吕氏大杂烩”。不但无父之“超”成大化一族，连其裔孙“遇龙”的曾孙、玄孙居然官居“会稽太守”！

2.“下市”宗亲观“大化”，岂料祏主“牛易马”。

（1）光绪戊子议合辑，下市宗亲心生疑。因龙廻与马上桥属同一族，清光绪戊子（1888），大化马上桥孝廉“吕铭”曾邀“蓝硎”彼此合辑修谱。为此“龙廻下市头”宗亲赴“大化”。见宗祠祏主废“河东郡”立“东平（吕洞宾）”，可知其已以牛易马改换祖宗。于是“下市头”宗亲心生疑窦，以为“不与同宗”。

据光绪壬辰（1892）修成的《吴宁吕氏宗谱》•《下市头吕氏分辑谱序》载，有关内容抄录如下：“前岁戊子（1888），大化吕孝廉铭，以募修成公祠（指吕祖谦）来蓝硎，问及家世，谓系同谱之谊，仍议彼此合辑。蓝硎耆老商诸下市立海、朝清、聖位、聖者、聖达、聖杨等同往大化觇之，见其宗祠中祏主皆书东平郡。下市者骇然曰吾河东郡也！今彼为东平，得毋以牛易马，所谓同谱之说殆未可凭。归而商诸有识，皆谓未可与同。”

以上记载说明以下几点：❶“龙廻吕氏”与“大化吕氏”其实“系同谱之谊”；❷“大化马上桥吕氏”宗祠祏主“以牛易马”，已更换始祖；❸对于“洞宾传系”，“龙廻下市头”与“大化马上桥”有异议。

（2）蓝硎无知慕“孝廉”，下市毅然“自主行”。

光绪戊子（1888）“大化孝廉吕铭”赴“蓝硎”撮合两家合辑修谱，“龙廻一支”明知“大化”更换始祖，却居然仅羡慕“马上桥”有“孝廉吕铭”，而不讲原则、不辨是非，与“大化”糊涂合辑。

“下市头”因见“大化”于己“祏主”不同，便“自行设局”。而龙廻、大化本属同源，代为葺修者也从旁“力劝从蓝硎之议”与其“合辑”，但“大化”一意孤行不思反正。又“奈大化之局役将告竣，事已不谐”，故“下市头主事者毅然从事，不为中止”。

见《吴宁吕氏宗谱》程文选撰《下市头吕氏分辑谱序》载：“而大化所藏家谱，兵燹后半多残缺，无从检核，实亦无人，焉能取而检核之也！而蓝硎者慕大化孝廉门第之盛，一意往，宗议遂不合。蓝硎既往大化，则下市之两派不得不合而叙，于是亦自行设局，敦请胡君良为之董，以残阙之谱来问序。予繙阅一过，方知其源实从大化出，力劝从蓝硎之议。奈大化之局役将告竣，事已不谐。而立海、朝清、圣位、圣达、圣者、圣杨等亦毅然从事，不为中止。谓今虽稍衰，安知吾后日之不复大振也！予嘉其志，且望后此仍合蓝硎为一，以无负前次敦睦之义。彼误从东平者，又安知不生木本水源之悟而幡然反正？庶几继继绳绳，河东之阀阅永盛而弗替乎！”

显然，“龙廻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的“光绪壬辰（1892）重修”与“大化马上桥”《大化吕氏家谱》的“光绪辛卯（1891）重修”皆指家谱告竣时间，而非指家谱筹备葺修时间。不论“大化马上桥”还是“龙廻下市头”，皆自光绪戊子（1888）就已筹备修谱，只是“大化马上桥”提前一年告竣罢了。

再则，从以上文中可以看出：❶因遭“兵燹”，大化家谱已“无从检核”；❷“龙廻吕氏”居龙廻分支，虽知“大化”已“诬祖”，但因“慕孝廉门第之盛”而不坚持原则，仍与之“合辑”；❸“龙廻吕氏”居下市头分支则坚持“河东派”，不予认同“大化吕氏”的“东平（洞宾）派”，于是“自行设局”；❹谱序撰写者“程文选”对下市头吕氏宗亲的认知和志气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赞扬，并预料将来“大化吕氏”的子孙们肯定会醒悟而“幡然反正”。

可见同属“大化”分派的“下市头分支”之所以不与“大化”合辑修谱而自主修葺，是因为“大化”修谱不思“木本水源”之客观理性，“以牛易马”更换始祖，“世系”惘然“无从检核”。

（四）、“大化”前无“洞宾”痕，“龙廻”不应随屁跟。

据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时期刊印的“清潭吕氏”各家旧谱，西堆、楼构、马上桥、龙廻、笠昂山、义乌环山、嵊县贵门，皆出自“清潭”并属于“第八世达公”后裔。

参阅有关吕氏宗亲各旧谱，关于“东阳清潭吕氏”一族的“由来”之说，虽对于其远祖讳名记载不尽同一，但基本确定在“温公的河东派”，也偶有提及“恭公天福派”和“俭公的显德派”，却从未见到过有说“清潭吕氏”属于“东平吕洞宾后裔”。

“大化马上桥”自己此前的旧谱虽已被“兵燹无存”，但光绪辛卯以前的旧谱序仍有残篇留于世间。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以前未曾提及自己“大化马上桥”属于“吕洞宾后裔”。

西堆现存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明朝成化廿一年（1485）蔡寿撰《重修吕氏宗谱序》，是作者特受“马上桥吕氏”邀约而作。写了修谱的意义、吕氏的由来及作者撰写此文的缘由。全文根本没有一字提及“大化马上桥是属于吕洞宾后裔”之事。

内容于下：“东阳吕氏，虞夏之际封姜姓之后于吕，至周失国，子孙因氏焉。又东海姜子牙钓于蟠溪，得玉衡，刻周受命吕佐斯巳。西伯将出猎，卜之有飞熊之兆，获霸王之辅，果遇子牙于渭，故号之曰太公吕望。载诸后车，立为太师，封于吕，斯乃受姓之源也。其后子孙繁衍，云礽流裔迭兴迭賛，或隐或显登庸穷达，分派四方散居海内。予与吕氏讳广字彦居暨贤嗣曰梼曰松曰樟者，咸与亲谊之隆，往来情况莫逆之交。曩者吕公彦居存时，欵酌连日，叙斯文亲谊，与予尝曰：幼闻谱牒图书砧基咸遭兵燹，今无所稽，幸所存筪笥中宗支图派颇存大略，拳拳以慕修谱牒为念。今忻覩家乘美成，持以示之，冢嗣吕均梼索文以叙。”

显然，明成化廿一年（1485），作者“蔡寿”撰写该序时，“大化吕氏”的谱牒图书砧基已经“咸遭兵燹”。蔡寿撰写该谱序之前，也肯定先看过“吕彦居”家“颇存大略”的“幸所存筪笥中宗支图派”，然该谱序未有一字提及“大化属吕洞宾传系”，这说明原“宗支图派”并没有“吕洞宾”的名讳在内。

吕洞宾被宋以后历代帝王所崇奉，宋宣和元年（1119）敕封“妙通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如此在元朝时就已光芒四射的“神仙”，倘若在“大化宗支图派”中真有“神仙吕洞宾”之“嫡祖”，明朝成化年撰谱序，作者能对如此光彩的“嫡祖”能一字不提吗？

今“龙廻吕氏”所存旧谱也从未提及“以吕洞宾为嫡祖”一事。虽龙廻”自大化出，但大化之“洞宾传系”无据可查，而自己所留旧谱又一直认“河东派”，难道就稀里糊涂做大化的跟屁虫，也承认自己是“吕洞宾后裔”吗？

然而“龙廻吕氏蓝硎派”明知“祏主以牛易马”，居然仅“慕其孝廉门第之盛”放弃“原则”而随声附和，此实属家族之不幸。“下市头吕氏”敢说不，应该说“龙廻下市头吕氏”有主见！

四、“鳌公”派下蓝硎支，正本清源“机”莫失。

（一）、“福六一”生鲂鳌鲤，“蓝硎”“下市”本一体。

古永宁乡蓝硎里“龙廻吕氏”，始祖“元”，排行“福六十一”。生三子“鲂、鳌、鲤”。

“鲂”长子“握居下市头，则鹿峯趾也”；“鳌”长子“拣亦居下市头”；“鳌”次子“撰”与三子“挹”让仍居“龙廻”。故“下市头吕氏”与“龙廻吕氏”原属同一族，始祖“福六一”。

（二）、“光绪分谱”不得已，如今“议合”好时机。

“龙廻吕氏龙廻房”于光绪戊子“慕大化孝廉门第”而背离旧谱所载，瞎附“大化”而成“传系洞宾”；“龙廻吕氏下市头房”坚持原则，遵旧谱“河东派”之“世系编列”自行修葺不动摇。

于是同属“福六一”派下的“龙廻分支”与“下市头分支”各认各祖，竟成陌路，其“世系源流”及“始祖”、“派别”竟大相径庭：❶“大化马上桥”《大化吕氏家谱》于光绪辛卯（1891）告竣：“龙廻吕氏”所属派系为“吕让”三子“洞宾传系”；“内纪始祖”为“唐浙东道节度使吕延之”；“第一世”为“吕延之第十七世孙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等六人；“龙廻始祖”三位：“十二世康年、十三世鲁、十七世冠”。❷“龙廻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于光绪壬辰（1892）告竣：“龙廻吕氏”所属派系为“河东派梦奇后裔”；“内纪始祖”为“东阳始迁祖吕逢”；“第一世”惟“内纪始祖吕逢”一人；“龙廻始祖”为“二十世元（排行福六十一）”。

同是“绍德之子友能后裔”的“马上桥”和“龙廻下市头”，竟是如此的“一家子”，怎会符合客观实际呢？这实在是对历史的污蔑。

修葺家谱并非一件易事，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准确无误。但既是记载历史，就应尊重客观，贴近实际，任何脱离现实的主观臆造都是自欺欺人。当今国家兴旺，民族昌盛，正是协力同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大好时机。吕氏家族正应该凝聚共识，消弭旧痕，让文明薪火世代相传。

笠昂山支：洞宾传系笠昂山，世系编列太荒唐

一、禹山之北“笠昂山”，居处里外皆是山

（一）、原非山名“笠昂山”，灾后移建一村庄。

今“禹山”之北，县东南“南上湖”之东的自然村“笠昂山”，本乃一“村名”，因所居之处里外都是山而得名“里外山”。清乾隆以前称“里外山”，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今的“笠昂山”。其吕氏家族为“东阳逢公系”八世“达”长子“凯”后裔。

然古“里外山”之名是如何得来的？据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载：“达育四英，长曰凯，八世孙讳贻，复迁禹山之厦丽；再六世孙讳孟清者，徙居上湖，华构大厦，名曰承德堂。继而洪水冲突，公遂去居而就田曰里外山居。”

“里外山”之说，早在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庚申（1680）就已被“新昌南明初栋”写进《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不过，清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谱对于“里外山”之说，比《东阳吕氏宗谱》中所载的康熙庚申（1680）南明初栋撰《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说得更详细、更具体、更清楚。

后来又如何成为“笠昂山”？据考，由于后人渐渐不知古“里外山”取名之本意，遂将村名当山名，并指认一小丘为“里外山”。因东阳方言“里外”、“笠外”、“笠昂”皆谐音，于是其名也不断地演变，成了现今的“笠昂山”。

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便将“里外山”写成“笠昂山”。又因大化吕谱认神仙吕洞宾为“祖宗”，而吕洞宾的名字“吕嵓”与东阳方言“里外、笠昂”谐音，也许这是修谱者用意，自然把“里外山”附会成“吕嵓山”，意即“吕洞宾之山”。然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笠外山、笠昂山、吕嵓山”，指的皆是其村居“里外山”，因其居所“里外皆山”也。

民国30年（1941）施行“保甲制”，东阳县行政区划将“里外山”写成“笠外山”，该村划归“湖溪区四十三都第4保”。（详见1993年版《东阳市志》卷一•政区第25页“四十三都•保、村名”栏）由此可见，所有“笠外山”、“笠昂山”、“吕嵓山”皆是古“里外山”之别名。然其本意已全失矣！

（二）、“里外山”属“凯公”裔，乾隆有谱载详细。

1．《东阳吕氏宗谱》载，“里外山”属“凯”后代。

据“世戴吕氏”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之“南明初栋”于康熙庚申（1680年撰《续修吴宁吕氏宗谱总録》载：“逢祖之七世孙曰达，生四子：长曰凯，居禹山厦厉。今派居后金、里外山者是也。”

2．乾隆壬寅绣川谱，系图记载更清楚。

二、光绪载入大化谱，编列荒唐怪事多。

（一）、“大化吕氏”太荒唐，《内纪》劈开分两半。

1．一劈《内纪》两半开，“老死不与相往来”。

同一卷《谱》，同一个《内纪世系》，同一套“排行字母”，又同一家“大化吕氏”，《大化吕氏家谱》居然将所谓“洞宾次子良”与“洞宾三子善”“兄弟”的“马上桥”与“笠昂山”两家《内纪世系图》纵向劈开，分首、尾两半，使之“老死不相往来”。

同样的《内纪世系图》，“马上桥”之《内纪世系图》自“洞宾次子良”至《大化世系图》的“霞西”共历13世；而“笠昂山”之《内纪世系图》自“洞宾三子善”至《笠昂山系图》的“球”共历21世。

同样的“第一世元字行”，“马上桥吕氏”的对象是《大化世系图》而“笠昂山吕氏”的对象则仍然在《内纪世系图》。

同是“大化吕氏”，也同在一卷《大化吕氏家谱》内，两者的《内纪系图》及“第一世”的标识位置居然截然不同。这能算是“一家人”吗？

2．本是“逹”子“凯”后裔，怎变“逵”儿“球”相继？

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以及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都说“里外山”是“逢公系八世达长子凯后裔”（如上页《绣川吕氏宗谱》“内纪世系”图所示）。但原“绍德传系马上桥支”却于光绪辛卯（1891年）将其编入所谓“吕洞宾幼子善传系”，胡诌一个形似“逹”的“逵”，又横生出“球”换替“逢公系”中“逹长子凯”，用以衔接“笠昂山”。

（二）、“开山鼻祖”不算祖，“大化吕氏”大化无。

1．“内纪始祖”虽“延之”，“内纪一世”无“位子”。

据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记载，包括“笠昂山”在内的“大化吕氏”其“内纪始祖”为“唐浙东道节度使吕延之”。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吕延之”却并非属于“内纪世系第一世”。而“笠昂山吕氏”《内纪世系图》中的“第一世”居然是“内纪始祖吕延之”的“第17世孙録书”！

“録书”显然不是“内纪始祖”，而且又既不是“大化始祖”，也不是“笠昂山始祖”，一句话——什么都不是！“録书”被称之为“第一世”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内纪始祖”不能称为《内纪世系》的“第一世“呢？实在让人不明白。

2．“邦聖”先入“大化”门，“大化”竟无“邦聖”份。

（1）宋无“乌伤”名，岂称“乌伤迁”？

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说“笠昂山吕氏”是所谓“吕洞宾第三子善”的后代。又专门为“笠昂山吕氏”设计《内纪世系图》中，编进所谓“洞宾幼子善”的第11代孙“邦聖”，说什么“邦聖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

然何朝何地称“乌伤”？又“吕洞宾子孙”何时至“乌伤”？“乌伤”乃一古县，为汉朝时所设，地域包括现今的金华、兰溪、永康四县的全部，甚至还包括现今东阳、磐安、武义、浦江这四县大部分地区，另外还有仙居、缙云两县的一小部分。

唐朝吕洞宾之时已根本不存在乌伤之县了。而且古“乌伤”地域还包括东阳，怎么自欺欺人？这“洞宾传系”不显然露马脚了吗？

据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辭源》修订本•下册1923页载：“乌伤，地名。秦县，汉属会稽郡。王莽改为乌孝。传说其地有颜乌以孝著闻，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因以乌伤为名。至唐改名义乌。今属浙江省。”

又据一九八七年版《义乌县志》第一篇•建置•历史沿革载：“秦王政廿五年（公元前222），定江南，平百越，建县名乌伤，属会稽郡。乌伤县境，北接诸暨，南临太末，大致包括今金华、兰溪、义乌、永康四市县的全部，东阳、磐安、武义、浦江四县的大部和仙居、缙云的一小部分。西汉仍因秦制。新莽朝改乌伤为乌孝。东汉建武初复名乌伤，属会稽郡西部都尉治。初平三年（192），分县西面一部分辖境置长山县（今金华、兰溪）。西晋宝鼎元年（266），原会稽郡西部，分出设东阳郡（治长山即金华），本县归东阳郡管辖。唐武德四年（621），东阳郡改称婺州，将本县划出设稠州。六年（623），稠州分置乌孝、华川两县。七年（624），废稠州，两县合而为一，称义乌，属婺州。这是县名义乌之始。”

据《康熙金华府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割乌伤一县立稠州。六年（623），分置乌孝、华川二县。七年（624），州废，复合华川、乌孝为一县，易名义乌。垂拱二年（686），析乌伤冲要地及废吴宁故地置东阳县。”

以上交代已十分清楚。《辭源》虽说“乌伤唐改名义乌”，但据《义乌县志》与《康熙金华府志》的记载，其实“义乌”并不等于“乌伤”：秦汉时设“乌伤”，地域包括现今“金华、兰溪、义乌、永康四市县全部，东阳、磐安、武义、浦江四县的大部分以及仙居、缙云的一小部分。其范围不可谓不广。至唐朝，“乌伤”则已被析为“金华、兰溪、义乌、永康、东阳、武义、浦江”等诸县。显然，唐朝只是废“乌伤”之县而析其中一部分地域立“义乌”，并非仅仅“改换名称”而已，而只能说明“义乌”之称自此而始。

另据《宋史》载“宋婺州领县七：金华、义乌、永康、武义、浦江、兰溪、东阳。”既如此，“乌伤”之名又从何而来？《大化吕氏宗谱》之“邦聖宋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之说又从何说起？

再说，“乌伤”之名始于秦朝，其辖境包括现东阳的大部分地域，岂知当时的“大化”不在“乌伤”之内？至汉朝王莽篡政时改为“乌孝”，东汉又曾复名“乌伤”，但辖境也已有变。到了唐朝武德七年（624），只是废“稠州”，合“乌孝”、“华川”两县为一县，称“义乌”，而“稠州”也只不过是“乌伤”的一小部分。故“义乌”根本不能代表“乌伤”。且“唐武德七年（624）经五代十国至“咸平二年（999）”，“义乌”之名已一直沿用375年，其辖境也显然早已不是数百年前的“乌伤”。岂有宋朝“咸平二年（999）”还仍称“乌伤”之理？这《大化吕氏家谱》的“洞宾传系”不显然是在故弄玄虚、有意作假吗？

（2）谱载“邦聖”迁“大化”，“大化”翻脸不认他。

据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记载：“吕洞宾次子良的11代孙邦彦，周显德四年（957）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又卷三•世系《内纪世系图》载：“吕洞宾三子善11代孙邦聖，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

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咸平”有否“乌伤”之名，仅按以上《内纪世系图》所列，“邦彦后裔”与“邦聖后裔”便是“同一大化吕氏”却又“不同内纪世系”的“分科大化吕氏”，其中“邦聖”一支便是“另一支大化吕氏”的“东阳笠昂山传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所谓“宋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的“大化吕氏笠昂山传系”先祖“邦聖”，在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中居然既不是“大化始祖”、又不算大化世系人，更做不了“东阳始祖”，就连“笠昂山始祖”也不是。这算什么“大化吕氏”？

（三）、名为“大化笠昂山”，难进“大化”高门槛。

细阅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大化吕氏”大凡可分“四等八品”：（1）一等吕氏（嫡系，大化主体，名正言顺），马上桥系，包括马上桥西房、马上桥东房。“马上桥吕氏”是修谱的主体，其修谱方向和宗旨十分明确，即强调“修成”而要求“修好”，是非真伪不在乎。此等吕氏虽“洞宾传系”是假，但“大化吕氏”是真，故冠冕堂皇经过《大化世系图》。（2）二等吕氏（混系，大化衬托，真假混杂），龙廻、上荷莲系，嫡系龙廻派系图（因大化将龙廻旧谱无端篡改，下市头派不认可）；上荷莲系图（地名借用，人名虚构）。其中“龙廻吕氏”本来自己有存谱可据，“蓝硎支”却因“慕大化孝廉之名”而甘愿改换门庭，这也无怪于谁；而“下市头支”则不为虚名所动，毅然参阅存谱自行纂修《吴宁吕氏宗谱》，不予承认《大化吕氏家谱》，可说此等“大化吕氏”与己无关。其中“上荷莲吕氏”却是借“无居之村、无人之名”暗指“友德后裔世戴吕氏”，然“世戴吕氏”自乾隆壬午（1762）至民国乙卯（1915）存谱24卷，根本不予理会此等离谱的“大化吕氏上荷莲支”。此等“吕氏”虽亦过《大化世系图》，但真假掺杂，只做陪衬。（3）三等吕氏（幻系，大化列位，幽灵列席），超传系，“作肃”太守支（系虚人空，全线造假）；“作哲”陪衬支（系虚人空，全线造假）。皆特为宋进士“遇龙、遇吉”编造传系。“超传系”属于大化吕氏装饰品，纯系子虚乌有。此等吕氏虽也过《大化世系图》，却是“冥冥幽灵，无形鬼精”。（4）四等吕氏（冤系，名为大化，难进门槛），笠昂山系，笠昂山系图绍静派；吕嵓山系图绍宗派。此等吕氏的“笠昂山系”虽现实存在，其《大化吕氏家谱》表面也承认属于“大化吕氏”，也说“邦聖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但既不与“马上桥系”编列在同一《内纪世系图》内，也不经过《大化世系》阶段，实为“受骗上当，无名无实”的“大化吕氏”。

按《大化吕氏家谱》记载：“东阳笠昂山吕氏”和“东阳马上桥吕氏”皆是“吕洞宾后裔”，又“洞宾次子良”的第11代“邦彦”和“洞宾三子善”的第11代“邦聖”皆迁入“大化”，照例“马上桥吕氏”与“笠昂山吕氏”应该属于同一个《内纪世系图》和同一个《大化世系图》，也即同时编列一起。既然大家都是“大化吕氏”，起码也得让人进入《大化世系图》。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整个“笠昂山传系”所有上下祖孙，竟没有一个进得了“大化世系”的门！如此连“大化世系”都进不了的“吕氏”，能算是“大化吕氏”吗？

乾隆丙子、壬寅《绣川吕氏宗谱》以及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本来都好端端的记载属于“东阳逢公系”八世“达”长子“凯”后裔，而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偏偏将其扯上“洞宾后裔”，胡诌什么“洞宾三子善传系”。这样的整个《世系图》皆系胡诌瞎编。如此的《大化吕氏家谱》，对于“笠昂山吕氏”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超传系”虽也属“大化吕氏”，且也经过《大化世系图》，但却是“无根之木、无祖之孙”。“超”既“无人生身”也“无人过继”，除《东阳县志》所载“遇龙、遇吉”之外，所有人员皆是空穴来风。

细阅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的世系编列，实在无法让人描绘出一个合理、完整的“内纪始祖至村始祖”的“世系源流图”来。而且“由大化迁居笠昂山”的“绍静”为“笠昂山系”，而不迁“笠昂山”的胞弟“绍定”则为“吕嵓山系”，不知这“吕嵓山”是如何来的？其“吕嵓山”又在何处？为什么有此区别？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四）、同属“一世元字行”，标识居然差天壤。

按《大化吕氏家谱》所载，“马上桥吕氏”与“笠昂山吕氏”皆属“大化吕氏”，但两家的“第一世元字行”的标识对象竟截然不同。

1．马上桥派第一世，大化世系没“位置”。

“大化吕氏”《内纪世系图》及《大化世系图》所示：“大化吕氏内纪始祖”为“唐浙东道节度使吕延之”，“大化马上桥派”的“第一世元字行”却是标识在《内纪世系图》的下一阶段《大化世系图》中。被标识“第一世元字行”的“霞西、云田、作肃、作哲”等一帮人，既不是“大化始迁祖”，也不是“马上桥始迁祖”。

2．笠昂山派第一世，内纪世系做“标识”。

而同样的“第一世元字行”，“笠昂山派”的标识对象与“马上桥派”居然完全不一样：“马上桥派”的“第一世元字行”标在《大化世系图》中，而“笠昂山派”的“第一世元字行”却在《内纪世系图》内，甚至这“第一世•元字行”也并非标识在“内纪始祖吕延之”名上，而居然无故将其头衔“转让”给同在《内纪世系图》中的“内纪始祖吕延之”的第17世孙“録书、景”！既然“笠昂山派”的“第一世元字行”对象在《内纪世系图》内，按理应标在“内纪始祖吕延之”之名上，却为什么要将其“头衔”套在“始祖吕延之”的第17世子孙头上？其理由是什么？“笠昂山”与“马上桥”同属“大化吕氏”，既然共同合辑《大化吕氏宗谱》，又同样标识“第一世元字行”，为什么竟然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这能说是一家人吗？

（五）、“绝嗣寻继”花样怪，偏找“独脉十八代”。

1．“邦彦”出生世间稀，“乌伤邦聖”也离奇。

据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凤一，讳邦彦，公生于周显德四年（957）丁巳，同父方公寻山问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南六十里许曰清潭居焉。”又据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载：“洞宾12世孙邦彦，凤一，周显德四年（957）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

以上所说已属世间奇闻：所谓“吕洞宾次子良传系”第一个“居大化”的“邦彦”，“生于周显德四年（957）”，居然能在出生当年便能“同父方公寻山问水自山西至吴宁”，这岂不成了“哪吒再世”？又吕洞宾12世孙“邦彦”未至东阳之前，其祖辈居然早已是东阳义乌的“乘龙快婿”！

谁若不信，请看《大化吕氏宗谱》载：“洞宾8世孙、邦彦高祖筥，配东邑石头坵孟氏 近李宅，生一子奉。洞宾9世孙、邦彦曾祖奉，配乌伤骆氏，生一子南。洞宾10世孙、邦彦祖南，配乌伤包氏，生一子方。洞宾11世孙、邦彦父方，配下里市（系东阳横店镇）厉氏，继配邑城后街徐氏。生一子邦彦。”

以上记载如此言之凿凿，又有谁敢不信？然而明眼人不必去看其他唠叨话语，只要一看其中“洞宾八世孙、邦彦高祖筥”之“配偶”一栏的“近李宅”三字，便可知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已写明“东邑石头坵”又何必再加上“近李宅”三字？如此之说，除非是想以此来证明其“行第”记载的真实可靠，然适得其反，此恰恰证明造假者做贼心虚，以致欲盖弥彰！

而且所谓“洞宾11世孙、邦彦之父方公”居然又“配下里市厉氏”，然又“继配邑城后街徐氏”，如此“邦彦”未进入“大化”以前，其高祖“筥”、父“方”居然早已成了“东阳孟氏、厉氏、徐氏”的乘龙快婿，这岂不咄咄怪事？

再则，所谓“洞宾九世孙奉”、“洞宾十世孙南”皆处在“五代十国”以后乃至宋朝时期，又何来“乌伤”之县？既如此，所谓“奉”所配的“乌伤骆氏”以及“南”所配的“乌伤包氏”又从何说起？

按《大化吕氏宗谱》所载，比大伯父“温”还要提前17年出生的“吕洞宾”（大化吕谱卷六•行第载：“熀又名嵓，字洞宾。天宝十四年乙未755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又《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528页：“吕温772-811唐河中人，字和叔，一字化光。吕渭子。”显然“吕洞宾”比“吕温”早17年出生），虽能度世救人，却拯救不了大儿子“贤”（大化吕谱载“吕洞宾生三子贤、良、善，但大儿子“贤”不知因襁褓夭折还是失踪，既无排行又绝嗣，如此的神仙岂不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所谓“笠昂山派”的“洞宾三子善”一直至10世“立”，其行第除了“洞宾三子善”载有“配夏氏”三字外，并没有一字提及生卒、葬所和配偶，更不知身居何处。而到了洞宾11世“邦聖”的宋朝，已根本不存在“乌伤”县，居然突然间冒出“始居乌伤，至咸平二年（999）由乌伤迁居大化，与良公之子孙并处焉”，于是便由此衍生出“笠昂山吕氏”，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这宋朝“乌伤”从何而来？这秦时“乌伤”与宋时“大化”其地域又如何区别？

2．连生“独子”十八代，就为“别人”继后代。

（六）、硬攀“神仙”欲沾光，口若悬河任雌黄。

1．“奉政大夫”从何来？“后朝”官儿封“前代”。

据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笠昂山祖球字宝甫，诰封奉政大夫  崇宁癸未（1103）正月十六日午时生。”

稽考《中国历史官制大辞典》，“奉政大夫”乃元朝之官爵，宋朝并无此职，出生在北宋崇宁癸未（1103）的“球”至此后的元朝开国至元八年（1271）起码还得再过168年，又如何当得元朝的官？

2．“吕嵓山”说太牵强，“骑虎成神”世无双。

众所周知，吕洞宾又叫“吕嵓”。“大化吕氏”为攀附神仙吕洞宾，利用东阳方言“吕嵓”与“里外”同音之故，于光绪辛卯纂修家谱之际，特拉上“逢公系达长子凯后裔笠昂山吕氏”合辑所谓“吕洞宾传系”的《大化吕氏家谱》，并牵强附会硬将“笠昂山”称之为“吕嵓山”，生造“洞宾生子贤、良、善”，并将其划归“吕洞宾幼子善传系”。其实改名为“笠昂山”已经失去取名本意，竟又想当然改名“吕嵓山”。其山何在？如此牵强附会，其用心实在是太良苦了！

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和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皆明确记载“笠昂山”即古“里外山”，属于东阳逢公系“达”长子“凯”的后裔。一百多年后的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凭什么依据将“笠昂山吕氏”编列成所谓的“吕洞宾三子善的后裔”呢？

《大化吕氏家谱》将所谓“球”长子“绍静”门下划归为“笠昂山系图”，这暂且不说。居然因吕洞宾姓“吕”名“嵓”，竟将次子“绍定”门下编为“吕嵓山系图”。而过了五代以后，将所有“笠昂山吕氏”则全称之“吕嵓山系”！如此牵强附会，这不令人奇怪吗？

又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对所谓“笠昂山”之祖“球”有如下记载：“球绍兴戊午（1138）五月初六日往青台山祈雨，登山坳半遇虎，遂骑虎而成神。孙友端（即定夫）谨识。”如此似乎言之凿凿，谁敢不信？然世上骑虎虽有，除了“驯兽师”却也并不多见，而“成神”又有多少人能坚信不疑呢？

再说，《大化吕氏宗谱》卷六•行第载：“球为诰封奉政大夫”。不说宋朝并无“奉政大夫”之职官品位，就元朝奉政大夫也是“正五品官”，着实比“七品县官”要大得多！他究竟在何处赴任？又岂会跑到东阳青台山顶去求雨，这岂不胡说？

另则，何谓“孙友端谨识”？友端乃进士出身，曾任“山西平阳府赵城知县”，应属于“有头脑”之人，岂会如此胡言乱语？实是对“友端公”的莫大侮辱！

3.二十四岁中进士，淳熙戊戌不见志。

说“绍静”之子“友直”的所谓“宋淳熙戊戌（1178）进士”一事，亦系胡编瞎扯。查道光八年《东阳县志》卷十三•人物选举，“宋淳熙五年戊戌（1178）姚颖榜”东阳仅有“何坦”一名，别无他人。就“文武进士”而言，上至唐太宗贞观（627-649）厉文才，下至清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陆占魁，无不记载在册。犹本族“清潭吕氏”“吕友德、吕遇龙、吕遇吉、吕开先、吕渭孙、吕定夫（即友端）、吕昌年（定夫子）、吕壬仲（友德子）、吕梦得、吕梦魁、吕梦斗”等皆一一载录。难道《东阳县志》就唯独漏记“笠昂山”的“吕友直”不成？

第五章 稽考各谱源同宗，清潭吕氏成一统

一、似乎“流派各异”，实应“九九归一”。

（一）、只有“一祖”数家孙，岂曾“一孙”数条根？

迁自“清潭”的各家“吕氏宗支”如世戴、楼构、绣川（包括环山、凌塔、义门等）、马上桥、龙廻、贵门（邦祥支）”，现存乾隆至民国各时期旧谱竟然记载着各自不同的远祖，有说吕蒙正后裔；有说吕夷简后裔；有说吕祖谦后裔；有说吕洞宾后裔；也有提及吕端后裔。但无论哪家，都承认自己“吕氏家族”迁自“东阳清潭”，而且皆承认迁自清潭的各“吕氏家族”都与自己是“一家人”——即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同一堂子孙”。

细阅所存旧谱，其基本要素居然“一色类同”。甚至不管自称吕温之后、吕恭之后还是吕”之后，虽众说纷纭，其所记载的后裔竟然指的是“同一堂子孙”！

然而稽考各谱“外纪”“内纪”所载皆存在诸多问题。不过，这些各自记载着不同远祖的诸多“吕氏家族”却有着诸多共同点：大家皆称自己“吕氏支派”的“祖居”是“东阳清潭”，又都将“南宋进士吕友德”等一大帮进入仕途的“清潭吕氏”当作自己家族的“荣耀”；皆承认自己是“第八世巽字行达”之后裔；而且自“世序”标列“第一世”至“第三十世”的30个“排行字母”皆相同。甚至自“东阳始祖”以下连续十数代“祖”皆相同。因为唯有“同一个东阳始迁祖”，才有可能繁衍出“同堂子孙”。岂有“派别不同的诸位多血统祖宗”能孕育出一堂“纯血统‘清潭吕氏’子孙”的道理？

据此而论，无论“世戴（即今‘西堆’）、楼构、马上桥、龙廻（包括‘下市头’）、笠昂山、义乌绣川（包括‘环山、凌塔、义门、陈家塘’等）、嵊县贵门（邦祥支系）”都应是“同一东阳始迁祖”。

（二）、“流派”纷杂各“西东”，“清潭吕氏”可“归宗”。

1．众说纷纭各自话，客观面前现真假。

稽考迁自“清潭”的各家“吕氏宗支”现存旧谱，所载竟“流派纷呈，说法不一”，细究却“同属一家，子孙一体”：

（1）“蒙正派”说：“内纪始祖”兼“东阳始迁祖”为“逢”乃文穆公之曾孙。并以“内纪始祖”兼“东阳始迁祖”为“第一世•元字行”。此说在现存家谱中最早提出。此说虽最早提出，但东阳始祖“逢”与“（曾祖）吕蒙正”生年相隔时间太短，又“内纪一世”与“内纪六世”既无生卒记载，也间隔时间太短，似乎不太现实。（

2）“夷简派”说：“内纪始祖”兼“东阳始迁祖”为“公逢”，乃“文靖公四子”。亦以“内纪始祖”兼“东阳始迁祖”为“第一世•元字行”。此说一则属篡改“乾隆壬午《东阳吕氏宗谱》”之“友德序”，二则“夷简”根本无“公逢”这个“四子”，纯属瞎扯。故此说应排除。

（3）“祖谦派（有说‘祖俭派’）”说：“内纪始祖”兼“东阳始迁祖”为“逢”，是“祖谦”之孙。此说显然违背客观，因“（东阳始迁祖）逢”来东阳时，“祖谦（或祖俭）”还没出生，又何来“（东阳始迁祖）逢”？这完全可以排除。

（4）、“洞宾派”说：“内纪始祖”为“延之”，所谓“汉三国东吴名臣吕範”8世孙（注：此说不知从何而来）；“东阳始迁祖”为“邦彦”（注：《世系》载始祖为“邦彦”，而《行第》载始祖为“邦彦”之父“方”，此间已矛盾）是“神仙吕洞宾”12世孙；“第一世•元字行”为“内纪始祖”“延之”17世孙“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以上“霞西、云田、作肃、作哲、録书、景”六位“第一世•元字行”又区分两个“层次”：❶“大化世系”第一世元字行“霞西、云田、作肃、作哲”四人；❷“内纪世系”第一世元字行“録书、景”二人。此说荒诞不羁，纯属虚构，既无法解说脱离现实的《行第》、《传记》，又无法勾勒客观合理的《大化世系图》。且既与一百多年前乾隆时期同一家族之谱如《东阳吕氏宗谱》、《绣川吕氏宗谱》记载差之甚远，也找不出之所以不同的“缘由”；又与血缘关系最亲的“龙廻下市头”《吴宁吕氏宗谱》记载相悖，据说是《大化吕氏家谱》无故“以牛易马”、篡改前谱。故“洞宾派说”无理无据更不可信。

2．《外纪》暂遵乾隆编，《内纪》统摄清潭名。

皆称其始祖迁自“清潭”的“世戴（今‘西堆’）、楼构、马上桥、龙廻、义乌绣川（包括‘环山、凌塔、义门诸吕氏）、嵊县贵门（邦祥支）”等吕氏支派，各所存民国以前旧谱除了“皆承认以上各宗支属于同一家族”以外，关于“东阳始迁祖”的“外纪归属”问题，实在没有一家的“解说”能令人满意。

鉴于“夷简派说”、“祖谦派说（或‘祖俭派说’）”、“洞宾派说”的“完全背离客观”或“纯粹胡编瞎造”属首先应该排除以外，虽留有“蒙正派说”也不尽人意，但“蒙正派说”毕竟在众多家谱中最早出现，在未找到比这更客观理性的其他“新说”以前，笔者以为还是暂时保留此说为妥。至于《内纪世系图》，则以乾隆年间《东阳吕氏宗谱》与《绣川吕氏宗谱》为“蓝本”统编于后。因各宗支皆承认自己是“八世达”之后，且自“清潭”迁出，故统称为“清潭吕氏”。

二、《清潭吕氏内纪世系图》编列说明

（一）、归纳理由

1．各支派现存旧谱皆称自已支派始祖迁自“清潭”。

2．各支派现存旧谱所编列的“第1世”至“第30世”三十个“排行字母”完全相同。

3．各支派旧谱“第2世”至“第12世”各对应世序中，连续十数代其名讳、生卒、葬所、婚娶、生育等基本相同或相近

4．修谱的各支派都称自己支派是“达”公之后。

5．各支派所存旧谱对于早期（如撰写于清朝康熙以前）的谱序，以及诗、词、赋、记、赞等文苑作品多有雷同。

6．各支派世系、行略等相互记载。

（二）、参考资料（按现存旧谱付梓时间先后）

1．清乾隆丙子（1756）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二世传、卷三传记•墓誌•碑铭诗赋。主要分支所属：义乌环山支派；旧谱保存者：上海图书馆。

2．清乾隆壬午（1762）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世系图、卷三•传记碑铭墓誌后跋诗赋。主要分支所属：清潭西堆支派；旧谱保存者：西堆支派黄塘头分支吕春其家。

3．清乾隆壬寅（1782）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世系图。主要分支所属：义乌环山支派；旧谱保存者：上海图书馆。

4．清嘉庆丁丑（1817）版《清潭吕氏宗谱》（含乾隆癸丑版、道光戊戌版）卷一•谱赞•碑铭•墓誌、卷二•行实•传记•序、卷三•世系图、卷四•世传、卷七•后跋•谱。主要分支所属：清潭西堆支派；旧谱保存者：西堆支派黄塘头分支吕春其家。

5．清咸丰戊午（1858）版《吕氏宗谱》卷一•谱序•敕•条例•排行字母•系图、卷三•行传。主要分支所属：清潭嵊州贵门支派；旧谱保存者：嵊州贵门支派贵门村吕林木。

6．清咸丰己未（1859）版《世戴吕氏宗谱》卷一•谱序•执藏、卷八•告白。主要分支所属：清潭西堆支派；旧谱保存者：西堆支派黄塘头分支吕春其家。

7．清光绪己卯（1879）版《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一•谱序•行略•记•碑铭、卷二•世系图、卷三•世传。主要分支所属：清潭楼构支派；旧谱保存者：楼构支派吕金其家。

8．清光绪丁亥（1887）版《贵门吕氏宗谱》卷一•谱序•排行字母、卷二•系图、卷三•世行传。主要分支所属：嵊县贵门支派；旧谱保存者：嵊县贵门村吕林木。

9．清光绪辛卯（1891）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图（不完整，无谱序，也无世传）。主要分支所属：大化马上桥支派；旧谱保存者：上海图书馆。

10．清光绪壬辰（1892）版《吴宁吕氏宗谱》卷一•谱序、卷二•世系图、卷三•世传。主要分支所属:大化龙廻支派；旧谱保存者：龙廻支派下市头分支吕志林家。

11．清光绪戊戌（1898）版《吕氏宗谱》（莘湖吕氏）卷四。所属支系：莘湖吕氏；旧谱保存者：上海图书馆。

12．民国丁巳（1917）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一•部分纪略、卷三•行状•寿叙•记•赞、卷六•世传。主要分支所属：大化马上桥支派；旧谱保存者：马上桥支派后庄分支吕仕康家。

13．清道光八年（1828）版《东阳县志》上册卷首、卷一至卷十七、下册卷一八至卷二七，中华民国六十七年七月台北市东阳同乡会景印。保存者：世戴吕金仁。

（三）、编列原则

1．“清潭吕氏”的“东阳始迁祖”，是“清潭吕氏”在东阳地域开始发族的第一人，因此，“清潭吕氏”在东阳的“世系传承”无疑应是以“东阳始迁祖”为“第1世”。枝繁叶茂、子孙瓜瓞以后，为叙昭穆定长幼，则须排行论序。其排行论序的开首也必得从“东阳始迁祖”开始，即从“始迁祖”为“第1世”开始排行，并冠以“第一个”“排行字母”。一般说，一个家族只能是一个始祖，若有兄弟若干人迁于此地，则应以其父为始祖较妥。否则，同一家族会有数个不同的始祖，这是说不通的。

2．编列以现存各支派民国以前旧谱为依据，各宗谱皆载其修谱付梓时间，其旧谱的付梓年份可说应有相对的、一定的可靠性。但因不同谱或不同方式获取资料，或非同一人编纂，或非同一处校对付印，谱内对世系图的编列和对内容的记述未免会有差异。原则上以“先付梓者”为主要依据。如后者与前者矛盾或差异较大、两者不能统一时，则视其是否符合伦理和有否史实依据，在确信前者有误的情况下予以纠正。否则视后者为无故篡改，仍采纳“先付梓者”。

3．若前者缺损或内容不全，则视其后版本内容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在相对不失历史性和真实性的前提下，审慎处理或酌情增补或取其后版本。

4．编列世系图则以《世传》和有关《谱序》、《行略》、《铭》、《记》等多方面资料为依据，按其内容的真实可信度决定取舍，但不强求系图与旧谱序的绝对一致，也绝不改写前存“谱序”等署名文章。

5．旧谱“修纂（或付梓）时间”不与另一谱载的“署名文章的签署时间”作比较，此两种时间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谱序》、《传记》、《行略》等某些署名文章的“内容”、“名讳”及“撰写人”和文后的“签署时间”等有可能出现“误録”、“篡改”、“造假”等现象，故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可靠性。而“付梓时间”相对“造假”较少。

6．内纪第13世以后各“分支系图”（特别是各房派始迁祖以下）一般以该支派所修旧谱内容为主，参考各旧谱互相记载的内容，尽量使其完整、真实，绝不去任意虚构历史。尽可能还其历史真貌。

（四）、具体实例

1．内纪始祖第1世至第12世以清乾隆壬午（1762）版《东阳吕氏宗谱》“卷之一”《内纪系图》为依据。

（1）最早版本的清乾隆丙子（175年）版《绣川吕氏宗谱》无《世系图》，且留存的“卷之二•世行传”《内纪》第4世以前皆已缺损无存。乾隆壬午（1762）版《东阳吕氏宗谱》其时间仅次于丙子（1756）版《绣川吕氏宗谱》，两者仅差6年。而比《东阳吕氏宗谱》更晚20年的清乾隆壬寅（1782）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一系图中“内纪1-12世”，又与《东阳吕氏宗谱》内纪世系相吻合。查对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世行传”存留部分，也彼此相对应。除迟后一百多年修葺的《大化吕氏家谱》外，对于《内纪系图》“1—12世”的记载，所有“清潭系”各支派留存旧谱皆与此同。（2）“光绪辛卯（1891）”和“民国丁巳（1917）”修纂的《大化吕氏家谱》，其“大化世系”第13世以后的各个分支，如“义乌环山、大化马上桥、大化龙廻（也称‘龙会’）、大坑、笠昂山（也称吕嵓山、里外山）、清潭、上荷莲（也称上河殿，在清潭之上距三里地，其实暗指世戴）、世戴支黄塘头（也称黄檀头）”等，皆是一百多年前《绣川吕氏宗谱》“内纪世系”中俱已载明所谓联属的各个分支派。只是《大化吕氏家谱》又擅自添加了“蝉山”（也称“蟾山”）支派，便修改了排行号以及生卒年月，其余基本上都依葫芦画瓢照搬了一百多年前清乾隆版的《绣川吕氏宗谱》“内纪世系”（《大化吕氏家谱》称之为“大化世系”）第二世至第28世。此则足见“大化吕氏”与“绣川吕氏”同宗。但《大化吕氏家谱》所载的“大化世系”第12世以前的“世系图”，无论是“外纪、内纪”还是“大化世系”，皆与《绣川吕氏宗谱》大相径庭。

鉴于《大化吕氏家谱》比《绣川吕氏宗谱》迟后一百多年修葺；不知《大化吕氏家谱》何以如此大幅度地改写《绣川吕氏宗谱》“内纪世系”第12世以前的整个“世系源流图”，其原因不明；《大化吕氏家谱》对吕氏源流的“外纪、内纪”以及“大化世系”前12世的记述违背历史、脱离实际、信口开河、自相矛盾。实在无法按其所述作一幅相对较客观理性、较系统完整的“大化吕氏世系图”。综上所述，故对《大化吕氏家谱》“大化世系”第12世以前部分以“无故篡改”论之，即不予采纳。

2．据清乾隆丙子（1756）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二•世行传、清乾隆癸丑（1793）版《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三•世行传和清嘉庆丁丑（1817）版《清潭吕氏宗谱》卷四、世行传的生年记载：“琮”生于宋政和丁酉（1117），而“恪”生于宋重和己亥（1119）。故“达”之四子长幼顺序应是“凯、琮、恪、蔚”，而不应是原系图所列的“凯、恪、琮、蔚”，原系图中的“恪、琮”应该换位。

3．查“义乌环山支派”修葺的乾隆壬寅（1782）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系图，在“家规”一款后载有“内纪世系”自“东阳始祖”开始排行的65字《排行字母表》，其中前30个字母（即第1世至第30世）与清潭各支派所存旧谱载列的完全一致。但在“系图”和“世行传”的具体记载中，却漏载了第14世的排行字母“庆”以及该排行的所有名讳。与其他支派相较，则“排行字母”和该行“名讳”概依其顺序相对提前一位。故每一世都差一代。为此，有关“义乌环山支派”“系图”和“世行传”的编列世序与排行字母、名讳等则按清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卷一•系图及清嘉庆丁丑（1817）《清潭吕氏宗谱》卷四•世传，再参照《大化吕氏家谱》“大化世系”第14世“庆字行”补上。

4．关于嵊州贵门的“荣三•邦祥”支派，据查是属“清潭系绣川吕氏义门支系”的一个分支，据乾隆丙子（1756）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二载：“荣三”生一子“太春”，“太春”生四子“佛富、辛、彦、廉”。“佛富”生一子“城”，“城”生三子“斯聪、斯明、斯贤”。此后无载，查嵊州贵门咸丰戊午（1858）版《吕氏宗谱》卷一系图，“佛富”以上所载与乾隆丙子版《绣川吕氏宗谱》相同，但“佛富”以下所载不一：“佛富生守法、守达，守达生克奎、克元”。故《新编世系图》“佛富”以下按嵊州贵门《吕氏宗谱》编列。

5．关于“里外山分支”（《大化吕氏家谱》系图称“吕嵓山”“笠昂山”），清乾隆壬午（1762）版《东阳吕氏宗谱》卷一•系图则止于内纪第12世“椿年”，而“谱序”则载：“逢之七世孙曰达生四子，长曰凯居禹山厦厉，今派居后金里外山者是也”。清乾隆壬寅（1782）版《绣川吕氏宗谱》卷一•谱序也载“凯八世孙贻迁禹山厦麗（疑厉之误），再六世孙讳孟清徙居上湖，继而洪水冲突公遂去居而就田曰里外山居”。并且在《绣川吕氏宗谱》系图和世行传中顺理成章对应落实。故“里外山系图”则据《绣川吕氏宗谱》编列。至于《大化吕氏家谱》所谓“笠昂山”，属“吕洞宾三子吕善后裔”的说法比《绣川》谱迟一百多年，既无以为据，又自相矛盾，其实谱载也并不属于“大化世系”。故视为无故篡改，不予采纳。

6．光绪及民国《大化吕氏家谱》对于“大化世系”第13世以后的各个联属的分支派，基本上照搬了乾隆《绣川吕氏宗谱》，对自己“马上桥支派”的“系图”、“行第”阐述和名讳记载又不尽与《绣川吕氏宗谱》相同。然而却或赘述或脱节，或错乱或矛盾，似欠清楚透明：如“第15、16、17世”的“马上桥”分支系图《世行传》中，乾隆版的《绣川吕氏宗谱》15世三兄弟为“康、兰、宁”，“康”生16世四子“贵一、贵二、贵三、贵四”。而光绪辛卯（1891）版的《大化吕氏家谱》系图则说15世三兄弟为“望潮、兰、宁”，“望潮”生四子为“伯吹、仲篪、叔麒、季骝”。实两谱所载相对应的是同一人，但在《大化吕氏家谱》民国丁巳（1917）版的“卷之六行第”中，所载“望潮”的四子讳名则是“伯虎、鍊、叔麒、善”。这便成了自相矛盾，更奇怪的是第16世的幼子“善”却又生了第17世的三个儿子“善、正、相”。父子单名又是同一字，这实属罕见。细阅“行第”又非笔误。故此马上桥支16、17两世名讳遇有自相矛盾混乱的，则参酌乾隆版《绣川吕氏宗谱》编列，自身若不矛盾不混乱的，则另加“又名××”。

7．关于“大坑派”：清潭支“吕友端”（即“定夫”）之孙——第13世“禧”之“大坑派”，各旧谱皆或多或少有所提及，但说法不一。

（1）距祖居“清潭”三里地的“世戴支派”在乾隆壬午（1762）版的《东阳吕氏宗谱》谱序中说“（吕友端）以明经荐授山西平阳府赵城县知县，民怀其德上嘉其能，升任评事，蒞政清勤至今不泯贤。似‘昺年’克成父志，隐德勿耀，厥孙讳‘禧’赘居大坑，世世相承，子孙瓜瓞”。且在“系图”和“世行传”的“禧”后，仅注上“大坑派”三字，其裔孙并未编列其后。笔者以为“禧”所赘居的应是山西省平阳府赵城县一带的“大坑”（现今山西省洪洞县一带）。倘是距“清潭”十里左右的本地“大坑”，其子孙岂有不载？

（2）“义乌环山支派”的《绣川吕氏宗谱》及迟后一百多年修葺的“马上桥支派”的《大化吕氏家谱》则以为“禧”所赘居的“大坑”，便是本地距“清潭”约十里、离“大化”五里的山岙小村“炉塘大坑”。“炉塘”在大山岙，而“大坑”则在紧连“炉塘”的一个小山岙里。即使在人口极度膨胀的现今，“大坑村”也只能容纳几十户人家。而且该小村“陈、王、张、蔡、葛、吕”杂姓，况皆自清朝以后入住的。现今虽有两户吕姓，也是清朝道光以后自“世戴支派亨房第30世”迁居于此。更无其他“大化吕氏”。如以下记载就更显得莫名其妙：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世行传”载，“（昺年之子禧）赘居大坑郎刺史之孙女郎氏，合葬皂树下之侧。生二子：森、彬”。而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家谱》“行第”则载：“（禧）赘居大坑张刺史郎孙女，合厝皂树下之侧。生一子春”。以上两谱差一百多年，前《绣川吕氏宗谱》的“郎刺史”变成了后《大化吕氏宗谱》的“张刺史”，“孙女郎氏”变成了“郎孙女”。

据《吴宁托塘张氏宗谱》记载，“张姓”是从清朝道光前后迁入“大坑”的，追其“父、祖”，也不过清嘉庆年间。在“湖溪大坑”比“张姓”更早入住的是从“世戴”（现名西堆）邻村“范宅”迁入的“陈姓”。至于“郎姓”，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在“湖溪粮管所”任职的所谓“南下干部”小职员倒插“大坑”“张姓”家以外，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郎姓”，更没有“大坑出过刺史”的传说。若宋朝在“大坑”出过“刺史”之官，按例《东阳县志》当有记载。清道光八年版的《东阳县志》“政治志”八卷和“人物志”八卷，上载自三国后晋朝的永和年间，历经南北朝、隋、唐、元、明、清道光各代，不论是“人物”、“选举”、“官宦”、“名臣”无有不载，却始终不见有此“郎刺史”或“张刺史”。

鉴于以上许多疑点，故该“世系图”仍按1762年清乾隆壬午版《东阳吕氏宗谱》之说法，“禧”所赘居的“大坑”暂列为“山西平阳府赵城县”之“大坑”。在此不予后续。

8．于原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中第9世“坚”之后第10世“蝉山”（《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一篇《记》中又称“蟾山”）之祖“煇”之分支，尚有较大疑点：

首先，清乾隆时的《东阳吕氏宗谱》和《绣川吕氏宗谱》、嘉庆版的《清潭吕氏宗谱》、咸丰版的《世戴吕氏宗谱》以及光绪版的《吴宁吕氏宗谱》和《东阳北宅吕氏宗谱》“曾”之后皆止于第9世“没、设、谈、坚、乌、为”，都不曾载有“坚”之后又生了“煇”之支派。唯有“大化马上桥支派”光绪和民国版的《大化吕氏家谱》在“第10世”“坚”之后又横生枝节添了个“煇”作为“蝉山”之祖，竟然自“煇”开始连续十代排行“重号”，这也足以证明此支派属后来另加上去，并非原来编列其内。

再则，自称是“吕洞宾后裔”的《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中，竟有一篇《重修蟾山宗祠记》，内中称“（蟾山吕氏）前自倬公（即新昌吕氏同祖的“吕端”之后）降原陟山献、缔造维艰，卜斯干”。《大化吕氏家谱》自称“大化吕氏”是属于吕洞宾之后，“吕洞宾”为“吕让”之子；而“倬”是“吕端”玄孙，“吕端”为“吕恭”之后，两者怎么可以硬扯在一起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关于“蝉山吕氏”的归属问题，尚须再仔细查考。故现编列的《清潭吕氏内纪世系图》暂不予列入。

9．1756年乾隆丙子《绣川吕氏宗谱》“卷之二•世行传”载：“友谅，宋宝祐癸丑进士”、“友端改名定夫”、“友阜，宋淳祐登徐俨夫榜进士”1817年清嘉庆丁丑版《清潭吕氏宗谱》吕英仕之《谱由》载：“友端公别字定夫”、“友阜即遇龙公”、“延年即壬仲公”。又据1793年乾隆癸丑版《东阳北宅吕氏宗谱》“世传”载：“百十七讳友炎字应炎”。为便于与清道光八年版的《东阳县志》查对，故在第11世“友阜”、“友谅”、“友端”、“友炎”和第12世“延年”之后，分别加上“又名遇龙”、“又名遇吉”、“又名定夫”、“又名应炎”、“又名壬仲”。

根据清嘉庆丁丑版《清潭吕氏宗谱》卷之四“世传”载：“千五公（即吕延年）次子万六讳充（‘充’为‘衮’之误）字允旬”。乾隆壬寅《绣川吕氏宗谱》“卷之一•系图”（总图第十三张单面）载：“应炎—锡年—梦项”。为与其他支派旧谱相互对照，故在第13世“衮”旁加“又名允旬”，在第12世“昌憙”旁加“又名锡年”。

10．世系图关于“外纪世系”和“内纪世系”的区分，则遵从清乾隆的《东阳吕氏宗谱》和《绣川吕氏宗谱》之原则，不管始迁祖是谁或始迁祖接在谁的后面，皆以“东阳始祖”为界，“东阳始祖”以前为“外纪世系”，“东阳始祖”以后为“内纪世系”。“东阳始祖”为《内纪世系》“第一世”，“排行”也从《内纪世系》“第一世”开始，第一个“排行字母”为“元”，“内纪始祖”为“第一世•元字行”。

11．各派以下的“分支”、“房头始祖”以及“迁徙地”等按“编列原则”第5条，以各支派自修旧谱的“谱序”、“传记”、“系图”、“行第”等有关记载为主，参照其他各旧谱有关记载进行总合整理。

（五）、补充说明

1．此系图重点整理《内纪世系》部分（即“东阳始迁祖”以后），其目的为理清“东阳始迁祖”后裔各支派的来龙去脉，了解各支派之间的相互关系、迁徙时间、生存地域等情况。

2．关于“逢公系”内纪世系的“第1世至第6世”，在各支派现存旧谱的“世行传”中，“生卒、葬所”等详细情况皆无记载。另外，据《谱序》载：“（东阳始迁祖）逢于咸平四年（1001）来于县之东南，以教授为业”。而其第7世孙“社”则生于宋“嘉祐丁酉（1057）”。不知“逢公”“来于县之东南”时年几岁？当时已有第几代出生？短短五十年来，就出生了第七代，这似乎超乎想象。

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对该系图的“第1世”至“第6世”不排除究竟有几多真实性的怀疑。对于“东阳始迁祖”（或称内纪世系第1世元字行）“逢”，正因为既是现存最早版“清潭系”旧谱所载明的“东阳始迁祖”，也是多数“清潭系”旧谱所公认的“东阳始迁祖”，更是多数“清潭系”旧谱所公认的唯一能集“东阳始迁祖”、“内纪世系第1世”、“第1位设置排行字母”为“三位一体”的人物，故以目前情况而言，除此暂不宜另外人替代。我们以为“逢”在此只是暂时作为“清潭系”吕氏家族“东阳始迁祖”的一个代名词，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符号”。因此也暂不在此争论“东阳始迁祖为何名”的问题。

3．该《清潭吕氏内纪世系图》自第七世以后因有较完整的“世行传”，似乎较合情理，应该说相对地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错误和缺失或矛盾依然不少，还望宗亲和后贤补充订正。我们不去追究已经过去了的哪祖哪辈的是非曲直，但我们对自己的宗族和血统、对自己祖代一直传承的世系，须得尊重实际，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我们不可能绝对还其历史原貌，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因为这毕竟是在寻找我们自己的历史。“历史”应该是实际的，而不是虚构的，我们不是在“写小说”、“编剧本”或者“编故事”。

三、当纠则纠莫蹉跎，敦宗睦族归正途。

（一）、历史虽逝有迹存，后人须是细考证。

我们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人”可以“创造今天的历史”，但“人”不可能“用今天的时间去创造昨天（或过去）的历史”；“人”可以“创造明天的历史”，也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去提前完成“计划明天完成的任务”，“人”虽完成了“明天的任务”，但这只能说是“今天的历史”。“人”不可能“利用今天的时间把明天（或以后）的历史都创造起来”，“明天（或以后）的历史”必须要到“明天（或以后）”去“创造”。

因为“历史”与“任务”是两码事。我们可以循着自然界客观发展的轨迹去“追记”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不可能违背客观、脱离现实地回过头去“改变”或者去“重新改写”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的“历史”可以“重演”，但不可能“改写”。倘若是“脱离客观实际”而“改写”的所谓“历史”，那其实是“伪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过去科学落后、思想保守、信息闭塞、经济基础差、社会环境复杂、文化知识的差距或认知的不同等等诸多因素的束缚，且又是民间各个家族自行编修的情况下，《家谱》难免真伪参半、虚实莫辨。但我们只能承认“如此的家谱”是在“如此客观条件下编修而成”的整个“客观过程”。但决不等于其“内容”就肯定“遵循历史、符合客观”。倘若以为“既是《家谱》就是‘事实’”，那还有什么“是非”、“真伪”之辨呢？那还谈什么“研讨”呢？

“研讨家谱”就是“研究历史”，就是“考古”。“考古”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二）、不失时机重修谱，正本清源莫忘祖

根据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丙子（1756）《绣川吕氏宗谱》、乾隆壬寅（1782）《绣川吕氏宗谱》以及乾隆壬午（1762）《东阳吕氏宗谱》记载：“笠昂山”原名“里外山”，是“东阳逢公系”“清潭吕氏”八世“达”长子“凯”后裔，其“先”居于禹山厦厉，后迁居上湖，因遇洪灾居所被毁，于是又移居另处，其居处“里外皆山”，于是就称其为“里外山”。

以上是否肯定符合既定历史或客观现实，这也并不好说。“里外山”之说或“凯后裔”之说虽也存在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但似乎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再则，出现此说也比“洞宾传系”之说早，倘无可靠理由推翻“逢公系”之说，最好还是暂时保持原说。似上海图书馆藏光绪辛卯（1891）《大化吕氏家谱》与民国丁巳（1917）《大化吕氏宗谱》之“吕洞宾传系”说，既与“乾隆”“逢公系”之说迟后一百多年，又没来由“胡诌瞎编”，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当前国家政策开放，人们认识提高，通讯交流方便，资料信息全面，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正是“认祖归宗、正本清源”的大好时机。树高千丈须有根，根深叶茂；江泻万里终有源，源远流长。

结论：关于为什么冠名“清潭吕氏”的解释

    一、号称清潭有吕氏，根据有图有真相。

（1）清潭共识：“迁自清潭”已成为各支派的共识。

（2）清潭发迹：该吕氏家族发迹于“清潭”。

（3）清潭遗迹：“清潭”既是个名胜之处，也有着该吕氏家族的遗迹。

（4）县志记载：乾隆、道光时的《东阳县志》“选举•进士”栏，在诸吕姓进士讳名后，特载有“以上诸吕族居清潭”一语。

    二、各分房支派一致承认。

1．大化马上桥

①“凤一邦彦周显德四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资料来源：光绪辛卯《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

②“明川公字若洲本山西解梁人洞宾公后裔自其父凤一公迁于邑南清潭之侧居焉遂为大化发祥之祖”（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毛一明川公纪略）

③（霞西公）“认乃祖清潭翁于北乡李氏青台山之颠”（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大化元一霞西公纪略）

④（绍德公）“吴宁治南大化里为东平甲族自其始迁祖发祥于里之东为清潭烟灶几二百至公之子友能先生始再徙于大化”（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绍德公行畧）

⑤“爰稽其始迁祖自邦彦公肇基于治之南曰清潭不数传至其先大父复徙大化里”（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大化子珩先生行畧”）

⑥“先生讳社字夏松号曰汝壇艮十三其行也邦彦公第八世孙乃平靖大夫讳锦峰公之子也…凡阳宅井道街巷门向子午悉遵乃祖清潭居士”（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汝壇先生纪略”）

⑦“大化基址门閭巷道定自我始迁祖邦彦公公之始来于清潭也以窄狭故于淳化三年春迁居于此”（资料来源：民国丁巳年《大化吕氏家谱》卷三“大化阳宅图记”）

2．义乌环山

①“东邑清潭昔朱夫子来游其地表为盤谷而媲美之留题在焉乃吾族中兴祖居也”“迁居雖殊而派则惟一前谱本於清潭今谱始于环山”（资料来源：乾隆壬寅年《绣川吕氏宗谱》卷一“环山重修宗谱序”）

②“君之先出自宋参军吕渭孙族类蕃衍始居吴宁清潭派别支分逎迁乌之五都”（资料来源：乾隆丙子年《绣川吕氏宗谱》卷一“宁百七十二公小传”）

③“粤祖福九十一公自东邑清潭由龙廻迁居以来歴有年所”（资料来源：乾隆丙子年《绣川吕氏宗谱》卷一“环山宗祠序”）

3．楼抅

①“自清潭友德公数传分支上墈园迁居楼抅向尝联谱近以子姓繁衍各自为谱”（资料来源：光绪己卯年《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一“吕氏家乘序”）

②“推原所自则讳轩行寿十五公者由清潭上墈园积仓裹粮始迁于楼勾”（资料来源：乾隆癸丑年《东阳北宅吕氏宗谱》卷一“吕氏楼勾乐境记”）

4．世戴（西堆）

①“逮四世讳朗行贞八者徙居清潭之上墈园，稽十八世孙讳餘字承林行兴五者自上墈园而迁于世戴爰至二十二世讳轩行寿十五者 迁楼勾而居焉”（资料来源：嘉庆丁丑年《清潭吕氏宗谱》卷一“吕氏重修谱序”）

②“世戴一派从清潭上墈园来兴五公实为始祖”（资料来源：嘉庆丁丑年《清潭吕氏宗谱》卷一“考山公祠记”）

③“我祖行百六友德公八世孙承林公自上墈园迁世戴十二世孙寿十五居于楼抅”（资料来源：嘉庆丁丑年《清潭吕氏宗谱》卷一“分谱缘由记”）

④“迨至十八世祖讳餘行興五者因乱自上墈园避静于世戴”（资料来源：道光戊戌年《清潭吕氏宗谱》卷一“后跋”）

5．龙廻下市头

“厥祖始大化分派而来徙居清潭之上墈园而有迁居永宁乡之龙廻者合为一谱”（资料来源：下市头光绪壬辰《吴宁吕氏宗谱》卷一“吕氏重修家谱序”）

6．嵊州贵门（邦祥支）

“琮之十二世孙曰邦祥，由清潭由迁居于剡之贵门”（资料来源：咸丰戊午《吕氏宗谱》“卷一•鸿桥氏载赓撰《吕氏重修宗谱序》）道光八年《东阳县志》记载，南宋时曾有多人入仕：

（1）清潭吕氏南宋“进士”有：“嘉定十六年癸未蒋重珍榜吕友德，吉州司法参军。”“淳祐元年辛丑徐严夫榜吕遇龙。”“淳祐四年甲辰刘梦炎榜吕开先。”“宝祐元年癸丑姚勉榜吕遇吉。”“景定三年方山京榜，通志是科吕应焱今入乡举。”

（2）清潭吕氏南宋“武举进士”的有：“绍熙四年癸丑吕渭孙。”“嘉定十年丁丑吕定夫，庐州舒城县令。”“嘉定十六年癸未吕昌年（定夫子）安吉州钤辖官。”“淳祐四年甲辰吕壬仲（友德子）镇江府都统司将使。”“宝祐四年丙辰吕梦得，秉义郎义乌县令。”“景定三年壬戌吕梦魁、吕梦斗，忠训郎。”

（3）清潭吕氏南宋“正贡”的有：“宋，吕应炎，景定二年太学释褐。”

（4）清潭吕氏“前宦”的有：“元，吕潮，友德四世孙，司府参军。”（以上见道光八年版《东阳县志》上•卷十三•人物志”及卷十四•人物志）。

3．“清潭”既有吕氏家族发迹的遗址，也是个名胜之处。

（1）道光八年版《东阳县志》下卷之三十三•广闻志•胜迹载：“蟠谷：附清潭、飞泉、漱玉：在县南清潭上有摩崖‘蟠谷’二大字，初讹传朱子书。或曰厉模为葛洪题。今榻本：蟠字纵五尺、衡（横）六尺；‘谷’字纵四尺三寸，衡（横）五尺。题曰：‘大宋嘉定癸酉厉模为吕友德书’。纵横六寸。乾隆二十四年雷斧石泐又有石刻‘清潭’二字，大如‘蟠谷’；嘉定年间涧水冲洗又有‘飞泉’二字、‘潄玉’二字体兼行草，大减‘蟠谷’三之一。”（注：“蟠谷”二大字书于清潭自然村之西几步之遥、鹭溪边上的悬崖峭壁上，此地名现为“下山弄”，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清潭李姓用炸药毁掉了。再经1969年修建南江水库又修建公路，至今此峭壁大字已荡然无存）

（2）道光八年版《东阳县志》“上•卷之三•建置志三•山”载：“蟠谷岩：在县南七十里清潭之上，高三百丈，周六里。”又载：“黄藤岩：在县南七十里清潭之上，高三百丈，周三里，峻拔天表，止一鸟道攀援而登，其顶宽平可居，人避乱多趋此，傍有石笋空插。”

4．各支派旧谱对于“清潭”一词所表述的内涵一致，而且重点皆突出于“清潭”。但对“大化”的表述其内涵并不一致。各谱所指的“清潭”是指“清潭自然村”，是藤岩之下、鹭溪（现称南”）之边的一处风景胜地，是具有某种自然特点而不会被混淆或异议、而且在当时纯粹属于吕氏家族的一个定居点。而“大化”一说虽然也曾在各旧谱中出现过，但各支派对其内涵及表述的侧重面各有不同：如“逢公吕氏”的各旧谱（世戴、楼构、义乌环山、龙迴下市头等）皆言东阳始迁祖逢公“卜居于县之东南六十里许曰大化里图江。”

以上所谓“图江”，是指自然村落，在湖溪上游约三里地的鹭溪河边，背靠花台山，远离古大化市，逢公卜居的不是大化市区，而是图江村。此言其重点“图江”而不是“大化”。“大化”只是当时的一个地方行政管辖单位“里闾”的名称（“里”是行政管理单位，非指自然村落），“图江”不过是属于“大化里”所辖范围之内的一个自然村，距古“大化市”约十五里至十八里。

据道光八年版《东阳县志》卷二•建置•行市载：“大化市，县东南四十五里。”又卷十•政治•学校•张氏书塾载：“湖溪在东阳县东南六十里。”由此，大化市与湖溪差十五里，而图江又在湖溪东南三里地，故大化市应与图江村差十五至十八里。

而《大化吕氏家谱》所述的“大化”则是另一层内涵。其重点在“大化”而非“图江”。如民国丁巳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三《鼎建宗祠碑记》载：“有讳邦彦者，霞西孝廉曾祖也，遊学吾邑南五十里许，见图江大化山水之胜因卜居。”从“图江大化”四字先后而言，其重点在大化，“图江”不过是修饰限制“大化”而已，意为“大化从属于图江”。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逢公系各旧谱所载的“县东南六十里”变成了“县南五十里”，方向和距离皆变了。

又《重修广安禅院记》中载：“距县治南五十里曰大化，宋淳化年间，吕氏始祖邦彦者，爱其山川秀丽，遂卜築焉。”这里已经省去了“图江”二字。其所谓“大化”显然是指自然村。

光绪辛卯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三• 世系载：“邦彦，凤一，周显德四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居焉，转迁大化”。民国丁巳版《大化吕氏家谱》卷六•行第载：“邦彦同父方公寻山问水自山西解州至吴宁南六十里许曰清潭居焉，同子明川公復至大化定槷焉”。

以上《大化吕氏家谱》所述“转迁大化”与“復至大化”的“大化”也根本不是“逢公系”旧谱中“卜居大化里图江”中的“图江”。请看光绪辛卯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三•世系•马上桥系图载：“马上桥宋原名大化，元改马上桥。”按此说，“马上桥”便是“大化”。如果“图江”就是“大化”，而“大化”又是“马上桥”，那么“马上桥就是大化”无疑应该是成立的。但“马上桥”与“图江”相距至少五里（中间相隔炉庄村，又隔了湖溪镇，又隔下院自然村）。“图江”在“湖溪”的东面而“马上桥”在“湖溪”的西面。实际上“马上桥”根本不是“图江”，两者不能混为一堂。

5．关于“大化”的述说，就《大化吕氏家谱》本身而言，前后各处所载相互间也存在歧义和矛盾。据民国丁巳版《大化吕氏家谱》卷三《大化阳宅图说》载：“大化基址门闾巷道定自我始迁祖邦彦公，公之始来于清潭也。邻地五里有黄姓者，当时土豪、颇忌之。”此“黄姓土豪”应是指“黄大户”村人。而实际上“黄大户村”与“马上桥”紧连，根本差不上一里路。怎有五里差距？

又《重建马上桥记》载：“马上桥去大化吕氏聚族之东一里许，吕氏先世治田之庐在焉。因大化遭火毁徙居于此，即以“马上桥”之名其村。”显然，“马上桥”原是“大化人”治田之庐，是在“大化”之东。因“大化村”被火毁而迁居于此。“大化”在“马上桥”之西，也根本不是逢公系旧谱所说的“大化里图江”中的“图江”村。

6．“清潭之来”有依据，“大化之始”尚存疑。各支皆称来自“清潭”，且世系图中皆在“清潭祖朗公”之后。《东阳县志》在宋进士“吕友德、吕开先、吕遇龙、吕遇吉”等一邦吕氏家族人入仕名单后，特注有“以上诸吕族居清潭”的说明，以及该《县志》“胜迹”中清潭摩崖每字纵横五、六尺大的石刻“蟠谷”二个大字，和大字后“大宋嘉定癸酉厉模为吕友德书”石刻题款的记载，足可以佐证当时“清潭吕氏”的存在。至于东阳始祖“逢公于乾道四年（1001年）来于县之东南六十里许卜居大化里图江”之说，到第七世“社”出生于嘉祐丁酉（1057年）的记载，在时间上推算，繁衍六代年岁间隔太短，也确实让人有些困惑。

另则，据新昌《吕氏宗谱》载，“吕端”元孙“吕倬”（吕由诚的第五子），在南宋建炎时南渡迁居吴宁清潭。虽然至今尚未找到“吕倬”的承接的相应对象，但显然是在增加“清潭吕氏”在北宋年间“先卜居大化里图江”之说的不确定性。

关于“马上桥支派”的“大化吕氏”之说，与各分支之间的关系上说是对的，因为《大化吕氏家谱》不论光绪辛卯版和民国丁巳版，皆称大化始祖“自清潭转迁大化”。而“清潭转迁大化”的“大化吕氏”只是整个“清潭吕氏”其中的一部分。“大化马上桥”为区别于“清潭吕氏”中分析出的其他各支派，称“大化吕氏”也正合宜。

尽管“邦彦生于周显德四年（957）同父方公自山西解州至吴宁清潭”之说没有可靠的依据，而且“淳化三年（992）同子明川公復至大化定槷”之说存在诸多矛盾（如：“邦彦公生于周显德四年即957”，其妻“金华府下桥头马氏生于淳化三年（992）七月初九日”，暂不说夫妻年龄已差35岁，且“邦彦公”竟然在“淳化三年春三月同子明川公復至大化定槷”，当初其妻“马氏”还没有出生，不知其子“明川公”从何而来？又说“明川字若洲，生于开宝八年乙亥七月十五日”，而其母马氏则生于“淳化三年七月”，儿子竟比母亲早十七年出生，却不知世上是“先有子还是先有母”？

但因为《大化吕氏家谱》自称其“东阳始祖”（或方公或邦彦公，其自身的世系和世传说法不一）自外地迁入东阳的第一个地方是“清潭”而不是“大化”，而且称其“大化始祖”为“清潭居士”，故为区别于“太平吕氏”、“象岗吕氏”等其它东阳地域的各大宗支吕姓家族，应该称为“清潭吕氏”较妥。

（2015年2月19日春节）